20260505《田間》網紅揭未成年者個資對媒體的影響
專門報導全球華文媒體相關議題的刊物
在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World Press Freedom Day）前夕，無國界記者（RSF）發布最新的新聞自由指數，在180個評比的國家和地區中，過半屬於「艱難」或「惡劣」狀況。
緬甸和越南的新聞自由度都被評為「惡劣」狀況。《田間》將於5月12、19日分別發布由特約撰稿人所寫文章，談論緬甸流亡媒體面臨存亡之際，以及越南媒體的審查情況。
台灣的整體表現也退步，且近期因國外網紅揭露未成年加害人資料，獲得廣大網友讚揚的情況，使得傳統媒體的「媒體不報」標籤貼得更緊了。這期【熱門話題】就從此事件來討論，法規禁止公開未成年加害人資料，對媒體生態會有怎樣的影響。
《田間》還取得《紐約時報》授權，中譯關於該媒體幕後故事的〈Times Insider〉專欄部分文章。第一篇就選譯了媒體報導暴力事件時的考量，《紐約時報》新聞團隊如何描寫當事人，包括加害人與被害人。
但是，儘管環境充滿挑戰，還是有很多媒體和新聞工作者努力傳遞資訊。《那些用中文分享西藏資訊的媒體》一文中受訪的媒體就是實例。
「在田間學」4月29日舉辦了線上活動，邀請《烏克蘭在線》成員和台灣的獨立記者劉致昕，分享對於華文媒體報導俄烏戰爭的觀察和建議。這期電子報有當天活動的重點摘要。
另外，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已開幕，這期【選書選片】分享《田間》所選的三部片，加上影展策展人林木材推薦給新聞工作者的一部片，希望大家能觀賞這些影片，並從中獲得啟發。
非常感謝訂閱的大家，歡迎來信建議想看到的相關議題報導，並給予指教，還有把《田間》的Instagram、Threads、Matters帳號追起來，也別忘了把網站存起來。
簡恒宇
【熱門話題】
2023年12月25日，台灣新北市發生九年級（國三、中三、初三）郭姓學生為「乾妹」林姓學生出氣，持刀刺死楊姓同學事件。案發後，林姓學生在社群平台上寫下：「我未成年，法律會保護我。」2026年2月12日，全案定讞，郭姓、林姓學生分別被判坐牢12、11年。
由於兩名加害者未滿18歲，依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規定，執行超過三分之一刑期就可申請假釋，兩人被捕後，至今已關三年，最快2026年底可申請假釋。
2026年4月15日，YouTube頻道《謎案追蹤》（Mi An Zhui Zong）發布談論此案件的影片，引起台灣人極大關注，截至5月5日下午3時，觀看數已超過450萬次。除了因為加害者臨近能申請假釋，這部影片公開加害者的照片、姓名和家庭背景，也是受關注的主因之一，不少網友留言讚揚其做了「台灣媒體做不到的事」。
根據台灣現行《少年事件處理法》、《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規定，媒體不得公開能識別未成年當事人身分的任何資訊，違者會被處以30000圓以上、150000圓以下的行政罰鍰。不過台灣尚無法規管理YouTube這類影音平台，《謎案追蹤》頻道負責人是住在澳洲的華人Bing。換言之，他在影片中公布郭姓、林姓加害者照片和姓名，不受台灣法律管轄。
其實這不是此案加害者身分首次被公布。2023年12月，美國籍的台灣網紅「小商人」（GTOKevin）在美國紐約時報廣場（Times Square）刊登電子廣告，公開他們的照片和姓名。
《田間》訪問新聞工作者、法律知識自媒體、前法官，討論若這類情況一再發生，對傳統媒體和自媒體、網紅可能帶來的影響。《田間》有聯繫Bing，但他婉拒受訪。
前法官、現為喆律法律事務所資深顧問律師的劉明潔表示，上述提到的兩部法規立法目的，是為了落實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CRC）精神，即考量少年正處於人格形塑的關鍵期，偏差行為受多種因素影響，「在此情形下，法律透過隱私保護的界線，使少年在接受法律處遇後，不至於因過往錯誤而在數位世界留下永恆的烙印」，同時藉此避免少年被標籤化，難以復歸社會，進而引發二次偏差。
司法記者Ｆ、Ａ、Ｈ在不同媒體任職，均因工作關係，和《田間》討論後，選擇化名受訪。Ｆ表示，保護未成年，全世界皆然，但當社會環境變成愈保護未成年加害者，愈可能讓他們不思悔改，反而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另一方面，在不清楚未成年人身心狀態的情況下，大肆報導很可能有負面影響，導致憾事發生。
Ｈ認為，法律應適度保護未成年加害者，但在犯罪年齡下降的趨勢下，「不該決然輕判犯罪手法凶殘並故意濫用法律保護的加害者。」
Ｈ指出，當出現個案情節重大、故意利用法律保護傘而為之、犯後無悔意等特定情況，讓大眾不免質疑法律是否過度保護加害者，漠視大眾知的權利，就會尋求別的出口。從此案來看，YouTuber的影響力相較於傳統媒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製作者的立場是否偏頗、未經證實或調查的內容是否可信，甚或激化社會大眾憤怒的情緒鼓吹以暴制暴等，對於社會與司法公信力都是不可承受之重。」
Ｆ直言，當傳統媒體被法規限制，在外國的網紅卻可公布未成年加害者資訊，還獲得廣大網友讚揚，代表這些是大眾渴望得知的資訊，而這情況也是傳統媒體權威性被削弱的根本原因。Ｆ還說，楊姓被害人的父親拿著判決書開記者會，媒體報導後，立刻收到衛生福利部告知，要求遮蔽資訊。
「為什麼不敢直接罰楊爸爸呢？現在國外的YouTuber做了這樣的報導，衛福部敢出來講話嗎？」Ｆ問道：「那些不用遵守法律規定的人，獲得聲量和贊助，賺進所有好處，這對於守法的人，是不是也是另一種不公平？」
Ａ則提問：「社會大眾真的『需要』他們的個資嗎？大家真的相信，只要把這兩個做錯事情的人揪出來讓他們永世不得翻身，社會就會變得更安全？」
「報導這兩個人的個資是否真的具備新聞媒體要的公益性，比如說可以防止再犯，減少暴力，還是相反？」Ａ向《田間》表示，大部分的台灣媒體同業沒有跟進報導《謎案追蹤》揭露的資訊。
《法律百科》（Legispedia）法律編輯王琮儀告訴《田間》，在資訊有限的情況下，媒體或許可避免煽動性標題和文字，持平報導事件，也能讓加害者的鄰居、師長、同學等第三人免受媒體曝光、打擾，但媒體也可能為了獲得流量，反而更積極接觸第三人。
他也說，從資訊澄清角度來看，若事發後網路出現許多難以查核的資訊，但在法規限制下，相關部門澄清可能面臨被迫揭露具體資訊的兩難，且大眾在沒有可靠資訊來源的情況下，又該如何判讀資訊可信度，這是需要好好思考的問題。
Ｈ直言，若網紅規避法規揭露犯罪資訊的模式成常態，新聞媒體的報導取向上會變成網紅背景、影片敘事手法和所揭露的內容，而不是說明檢察官、法官認定的犯罪事實，恐怕更加喪失深入討論相關議題的機會。
Ａ認為，這樣的趨勢恐怕會造成更多人不信任媒體和台灣的司法，「然後追著這些好像打著正義的大旗，願意『揭發真相』的網紅，這滿危險的。」Ａ亦稱，可以思考不受這些法律約束的網紅是要什麼？而且帶有仇恨標的的集體情緒，可能讓整個社會更沉迷在簡單的二分法之中，這無助於全面理解這類案件的脈絡，也無法幫助我們尋找減少其發生的方式。
王琮儀強調，資訊本身就涉及個人資料，因此揭露資訊的目的被判定為刻意損害他人利益，就有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刑責；若帶有「垃圾家長養出垃圾小孩」這類負面評語，會有觸犯公然侮辱罪的疑義。不過對於像是《謎案追蹤》這樣的案例，台灣難以跨海裁罰。
他亦稱，國外的自媒體或其受眾可能會認為是「媒體不報，我們來報」，但具體成效是否有益於大眾需求，這難以驗證，加上現實上法律執行的難處，可能讓自媒體有恃無恐。即使政府部門試著採取行動，也會招來「扼殺言論自由」的批評，形成惡性循環。
劉明潔說，民眾支持揭露加害者資訊，背後的「知的權利」與「社會自保需求」並非全無道理，但隱私制度的建立是針對所有未成年人，非特定個案。她認為，當在外國揭露兒少個資能帶來高額贊助與流量時，這將變成一種商業模式，不僅破壞法律制度，也可能有創作者追求流量而造成更多誤解和對立，民眾的守法意識同樣受到影響。
對於司法實務上可採取的平衡措施，劉明潔建議，強化法治說明，促進大眾對制度的理解；法院可在裁判書中適當說明量刑理由，但遮隱識別資訊，並適時發布去識別化的案件說明、處理過程；建立「有層次的少年司法體系」，對犯下嚴重罪行的少年，應考慮提高刑期限制和假釋門檻，且在保護其個資的同時，確保學校及社會具備足夠的風險預警資訊。另外，重新檢討《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69條第4項免責條款的適用條件，明確化「公共利益」標準，針對極端少年犯罪案件，重新檢視保護原則邊界，以達到法規及輿論的平衡。
【紐時幕後】
當媒體報導暴力事件時，資訊揭露該到什麼程度？對案件中各方的描寫應如何分配比重？大家時常批評媒體「貼標籤」，若要讓快速讀者了解重大事件，新聞工作者的取捨和考量又是什麼？《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資深編輯 Nestor Ramos 的答案是──呈現未經修飾的真相。他認為，「這代表著盡可能多了解施暴者，也盡可能描繪受害者的真實面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面對悲劇。」
《田間》獲得《紐約時報》獨家授權，不定期發布以新聞幕後為主軸的〈Times Insider〉專欄中譯內容，分享關於新聞價值與日常實踐的討論。這邊可閱讀如何報導暴力事件的全文中譯。
【在田間學】
「在田間學」是專為中文內容創作者設計的線上學習資源社群空間，在4月29日舉辦的線上講座「我們如何報導戰爭 — 烏克蘭和台灣的一線分享」中，運作中文平台《烏克蘭在線》的 Yevhenia Hobova、Alexandra Strzok，以及長期關注烏克蘭的台灣獨立記者、Podcast《不好意思請問一下》負責人劉致昕，分別從各自的工作經驗出發，談華文世界的烏克蘭報導樣貌、選題策略，以及在戰爭資訊流通中的限制與壓力。
華文世界的烏克蘭報導
《烏克蘭在線》以中國讀者為主要受眾。創辦人Yevhenia Hobova表示，中國媒體與俄羅斯國營的《塔斯社》（TASS）緊密合作，在俄烏戰爭的報導方面，基本延續俄羅斯官方立場。就算部分媒體呈現了俄烏兩方的聲音，立場仍明顯偏向俄羅斯。她也觀察到，這幾年中國的烏克蘭報導出現新的敘事模式：同情（empathy），但並不是同情烏克蘭作為被侵略的受害者，而是認為烏克蘭「因為太過愚蠢，才成為西方的旗子」。
Alexandra Strzok認為，烏克蘭在華文圈的討論位置，缺乏自己的聲音和主體性，多數時候只被視為一個「戰場」。《烏克蘭在線》的成立，正是希望把烏克蘭放到故事的中心，讓更多華文讀者知道，烏克蘭正在遭受俄羅斯的攻擊。
劉致昕提醒道，部分台灣媒體為了省時省力，直接引用俄羅斯或中國官方媒體的報導，這些敘事甚至被台灣政論節目斷章取義，成為支持某些論點或立場的材料，確實對於某些台灣群體，形塑出另一種類似於「平行世界」的俄烏戰爭樣貌。
但他也特別強調，「英文媒體」與「華文媒體」都不該被視為單一的整體，每個媒體都有自己的價值取向與主要受眾，所以重點不是語言，而是媒體本身的價值取向。「你讀英文報導，不代表看到的觀點就一定多元；同樣地，你讀中文，也不代表就沒有受到西方視角的影響。」
如何選題
Yevhenia Hobova說，嚴格來說，《烏克蘭在線》不是一個媒體，反而像是在打「游擊資訊戰」（information warfare）的一個社群，許多志願者加入這個計畫，是因為一份使命。
《烏克蘭在線》以翻譯即時新聞為主。Yevhenia Hobova表示，每日的運作目標是五則核心新聞。不過，他們也觀察到，不同社群平台上的讀者，感興趣的內容不太相同，例如QQ新聞上的讀者對經濟議題較感興趣，微博的讀者則喜歡個人故事。所以他們會依照不同平台，製作或發布不同內容。
她也強調，《烏克蘭在線》選擇新聞素材時，只使用可靠的官方來源。如果官方來源的資訊，看似不夠真實、不完全正確，一定會避開。除此之外，她也會考量在審查制度下能夠刊出的內容。經過這幾年的運作，團隊已經摸索出一些避免被刪文的方法，例如不要使用到特定詞彙。
《烏克蘭在線》所有成員都不是全職記者，Yevhenia Hobova坦言很可惜，他們沒有太多餘裕做原生報導，不過她預告，《烏克蘭在線》即將刊出一位持續翻譯烏克蘭詩歌的中國詩人的專訪。「有時候我們會刊出像這樣『比較特別』的文章，但很遺憾，數量並不如預期，我們正在考慮，朝這個方向努力發展。」
劉致昕說，他過去幾年的報導選題主要有兩個原則，一是呈現在戰爭中的個人能動性（human agency），二是讓讀者理解現代戰爭（modern war）的運作模式。
相較於大型媒體多半關注地緣政治、軍事戰略或政策層面，他更希望透過報導讓讀者理解「個體」在戰爭中的位置與選擇。「呈現烏克蘭人面對俄羅斯入侵，以撤離、掙扎或抗爭等不同方式進行抵抗。」這對於台灣讀者很重要，能讓台灣人理解「作為一個人，作為個體，你有選擇和行動的能力。」
他強調，有必要讓讀者認識「現代戰爭」模樣。戰爭真正的樣貌與多數人所理解的並不相同，「我們必須關注戰爭如何從不同視角演變出來，認識現代戰爭是如何以不同方式發生。」
劉致昕也提醒，當前的傳播環境，記者或媒體很難透過單一平台擴散報導的影響力，因此記者需要與其他單位、夥伴建立起合作關係。除了製作長篇報導，他也積極與不同類型媒體合作，並且參與各類公共討論活動。這些多元形式的合作與交流，有助於讓新聞內容轉化為更直接、開放的公共對話，記者與大眾之間建立更直接、真誠的理解與互動。
所面臨的挑戰
關於《烏克蘭在線》所面臨的挑戰，Yevhenia Hobova認為，是戰爭對基礎設備的影響，包括停電、缺乏穩定網路與生活條件不穩定，這些都直接影響《烏克蘭在線》的資訊整理、報導發布的效率。她也提到，在處理戰爭素材時，經常必須面對高度敏感甚至沉重的內容，這種持續性的接觸，也是一種心理消耗。
劉致昕則指出，他所面臨的挑戰包含實地採訪的資源壓力，以及戰爭長期化後所出現的「媒體疲乏」、「讀者疲乏」，即使完成大量前線採訪，也不一定能獲得同等的報導關注與刊登機會。他強調，在不同敘事並存的情境之下，記者必須面對來自不同資訊來源與宣傳敘事的競爭，想辦法讓真實報導突破既有框架，進一步觸及不同立場與背景的讀者。
華文報導的重要性
劉致昕認為，一旦缺乏來自多元來源的華文報導，烏克蘭報導將容易被單一敘事填補，「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那（華文世界的烏克蘭報導）會剩下什麼？」他強調，這不只關乎語言，而是資訊生態能不能保有多元視角的價值選擇。
Yevhenia Hobova與Alexandra Strzok則認為，讓烏克蘭以自身語言與敘事進入華文世界，是在高度分裂的資訊環境中，嘗試建立理解與對話的可能性。
在戰爭持續延長、資訊競爭加劇的當下，這些報導不只是訊息傳遞，更是在不同語言與世界之間，試圖維持一條仍可對話的通道。
【選書選片】
兩年一次的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邁入第15屆，5月1至10日在台北舉行，期間播映近140部紀錄片。《田間》團隊挑選了《不受歡迎的朋友：莫斯科最後一息》（My Undesirable Friends: Part I — Last Air in Moscow）、《我只是個士兵》（A Simple Soldier）、《殺戮戰場的邊緣》（Beyond the Killing Fields: Refugees on the Thai-Cambodian Border）三部與媒體、新聞工作者相關的紀錄片，與TIDF策展人林木材聊了它們的特質，以及其想傳遞給華文圈的訊息。
林木材指出，《不受歡迎的朋友》所屬的單元「當代風景」，主要是精選這兩年在國際上相對重要的趨勢或議題，導演資歷也是選片參考指標；《我只是個士兵》屬於「國際競賽」單元，以新片為主；《殺戮戰場的邊緣》所屬的「時光台灣」是每年都有的單元，選的影片都是因其記錄的時代性。「每個單元有不同的方向，整體構成影展的樣子。」他強調，規劃上是希望這些單元具多樣性，讓觀眾可從中找到自己喜歡的影片。
林木材還特別推薦了《暴力影像死》（Afterlives）一片給媒體工作者，關於影像傳播的本質與餘波，該片或許能提供一些反思。
《不受歡迎的朋友》──堅持報導真相的軌跡
《不受歡迎的朋友》由俄裔美籍導演羅堤（Julia Loktev）執導，所謂「不受歡迎的朋友」比喻的是在俄羅斯被貼上標籤的記者。羅堤原先計劃拍攝2021年秋天俄國政府以「外國代理人」標籤對獨立記者的打壓，而在戰爭爆發後，國家機器的威脅力度進一步升高。羅堤透過iPhone鏡頭見證了「不再存在的抵抗空間」，記錄多位莫斯科獨立新聞工作者堅持報導真相、爭取言論自由的軌跡。
這部片長達5.5小時，是本屆影展最長的紀錄片，在前置作業上相當於三部片的份量。
林木材談到選片考量時說，「這部片講的是媒體如何在專制國家裡繼續生存。這些人為了理念對抗很龐大的國家機器，我覺得在華語圈應該很多人看了會滿有感。但如果台灣不放的話，可能華語世界沒什麼機會能看到這部片。我們考慮後就決定放。」
林木材也分享這部片的特別之處在於，我們鮮少有機會從俄羅斯內部的角度了解到戰爭的影響，且導演母語是俄文，使她能夠與這些被拍攝主角順暢溝通，構成了它的可看性和獨特性。
《我只是個士兵》──戰爭如何闖入、重塑生命
「烏克蘭其實出了非常多紀錄片在講（俄烏）戰爭，有的是比較旁觀的，還有的是去見證戰爭，但我從沒看過一部片像這部（我只是個士兵）一樣。」林木材強調。
《我只是個士兵》由烏克蘭導演里茲科夫（Artem Ryzhykov）與德國導演克魯茲（Juan Camilo Cruz）共同執導製作，而整部片是里茲科夫從軍，帶著攝影機紀錄軍旅生活。
林木材表示，這部片是里茲科夫用生命換來的故事，從片中可看到「一個人因為被捲入戰爭或是加入軍隊之後，整個性格，還有人生的滿大轉變。」他認為，此片也可想成是戰地記者紀錄事件的一種，只是戰地記者不是軍人，還是有界限，即戰地記者仍在後方，可是里茲科夫是到前線。
對於此片可能給新聞工作者的啟發，林木材說，「我們都說攝影機可以是槍，因為記錄真相，可跟政權搏鬥，紀錄片是很有力量的」，而里茲科夫在這段過程不斷思考，過去被教育的這些知識，在前線當軍人時適不適用，「在想電影、紀錄片還有無力量。我覺得這些是很難得的啟發。」
《殺戮戰場的邊緣》──戰爭中被影響的生命故事
1985年，第22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入圍名單宣布從缺。當年是評審之一的李道明在《放映週報》（Funscreen Weekly）採訪中提到，「我們幾個年輕的評審認定，中影、中視廠、新聞局拍的東西通通不是紀錄片……（從缺）引發很多論戰，關於什麼是紀錄片。」隔年，由李道明執導的紀錄片《殺戮戰場的邊緣》，榮獲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最佳紀錄片導演。
《殺戮戰場的邊緣》可以說是台灣紀錄片史上的重要轉捩點──記錄1980年代泰國和柬埔寨邊界的難民營情況，是台灣首部關注國際難民的紀錄片──紀錄片從政令宣導片轉向社會紀實，並且開始關注國際議題。該片由國家影視聽中心數位修復後，在這屆TIDF首映。
「它跟過去的台灣紀錄片有很大的不同，不同在於對真實樣貌的呈現方式，還有拍攝手法和技術，以及他（對紀錄片）的觀念。」林木材說：「過去的（紀錄片）議題範圍都在（台灣）島內，很政府的，很保守的，這部片跳脫這些框架。」
該片原先希望能在電視台播出，然而電視台興趣缺缺。《報導者》文章說道，1985年華裔柬埔寨人吳漢，以電影《殺戮戰場》獲得奧斯卡最佳男配角，在他來台宣傳電影之際，光啟社社長、該紀錄片製作人丁松筠神父邀請吳漢觀賞該片，才讓這部片獲得關注，由《華視新聞雜誌》重新剪輯製作成專題「泰寮邊境行特別報導」，更因此湧入上千萬捐款。
《暴力影像死》──媒體報導極端影像之後呢？
2014年，恐怖組織ISIS在伊拉克、敘利亞攻城掠地，之後建立「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期間一再釋出斬首人質的影片，當時媒體廣泛報導。2019年，伊斯蘭國首領 Abu Bakr al-Baghdadi 在美軍狙擊下身亡，伊斯蘭國政權垮台，但ISIS在其他地區仍有組織活動。
林木材向《田間》表示，其實滿少人談論那些處決人質的影片到底造成怎樣的影響，或者這類暴力影像、極端影像的本質是什麼，「它在網路上流傳後，下一個去處是哪裡？」美國亞裔導演李凱文（Kevin B. Lee）執導的《暴力影像死》，就是在探討這些議題。
「新聞有時候就是要快，事情發生很快，可是很難在短時間想清楚，（內容）就散播出去了，這會引發一些預料之外的事。」他推薦此片給新聞工作者，因《暴力影像死》用回望的視角，思考過去事件對當代造成什麼影響，以及現在事實如此，在時間與速度之外，我們還能做些什麼。
【業界動態】
《The Face》推出中文版
英國青年文化雜誌《The Face》已於4月推出中文版，進軍中國市場，由媒體內容公司「新風貌文化」營運，資深媒體人張太宇擔任主編兼出版人。
《The Face》創辦於1980年5月，2004年因銷量驟降而停刊，直到2017年易主後，2019年重新發刊。不過在2026年3月，《The Face》宣布將再次停刊。
《法律百科》停止運作
法律知識分享平台《法律百科》（Legispedia）4月13日宣布，自2026年5月1日起停止更新；網站會員登入功能開放至2026年5月15日結束。
《法律百科》創立於2018年，旨在降低大眾熟悉法律的門檻，讓法律知識更加普及。隨著人工智慧（AI）技術興起，改變大眾獲取知識的方式，《法律百科》的知識分享平台角色也受影響，因而決定停止更新，但這八年間累積的資料，仍開放提供大眾參考。
《透視大馬》暫停運作
馬來西亞網路媒體《透視大馬》（The Malaysian Insight）自4月起暫停更新，直到問題解決後，將再重新運作。《透視大馬》未透露面臨哪些問題。
《透視大馬》提供馬來文、英文和中文三種語言版本報導內容，2017年創立至今，但在2018、2024年因財務問題而暫停運作。
亞洲新聞獎學金（AJF）開放申請中
亞洲新聞獎學金（Asia Journalism Fellowship，AJF）是由新加坡國立大學政策研究院（Institute of Policy Studies,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主辦的年度記者培訓計畫，招募亞洲各地資深新聞工作者共同學習交流，建立跨區域專業網絡。 2026年計畫為期八週（7月6日至8月28日），採混合形式，前四週線上進行，後四週赴新加坡實地參與活動。申請期限至5月20日。
《水瓶紀元》推出水瓶週報
《水瓶紀元》於4月14日推出新欄目〈水瓶週報〉，內容不靠AI生產，全由《水瓶紀元》團隊閱讀、篩選和摘要，包括六到十條過去一週發生的事件，通常中國國內新聞會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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