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議題陰影：越南的媒體審查與被迫噤聲

在近年海事衝突中，越南媒體習慣以「陌生船隻」或「外國船隻」，委婉代指「中國船隻」。

May 19, 2026

Christelle Nguyen：一位常駐東南亞的發展研究者。研究興趣包括東亞政治與科技外交。

2026年1月18日晚上，現居美國休斯頓的前良心犯、越南記者范清妍（Phạm Thanh Nghiên）在她的Facebook直播。儘管Facebook粉絲數近30000人，但她並不常直播。

此時正是越南19日上午9點，整個國家的媒體都在關注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越共十四大），1586位參加大會的黨員受到嚴格限制，不允許使用手機，只能使用指定的平板電腦。並且，除了開幕式與閉幕式之外，媒體不能參加大會。

在范清妍開始直播前，她謹慎地請丈夫（也曾是一位良心犯）開啟他的Facebook，用以確保平台能夠順利運作。直播一開始，她一再詢問觀眾，聲音和畫面是否清晰。這種額外的謹慎並非沒有原因：許多時候，尤其在政治敏感時期，她牽涉政治禁忌的帖子──例如對某位政治領導人的批評、揭露家人在越南遭受的騷擾，或關於最近被捕或被監禁異議人士的新聞──在越南往往幾小時內，甚至幾分鐘內就會被屏蔽。

她向觀眾朗讀2008年所做的調查報導《憤懣——我們的海啊！》（UẤT ỨC - BIỂN TA ƠI !）。這篇報導是關於2005年多位漁民在北部灣海域，遭到中國軍艦開火攻擊，造成八人死亡的事件，她因這篇報導被控「進行反對越南社會主義共和國國家的宣傳活動」，在2008年遭到監禁。

這次朗讀活動也正值黃沙海戰56週年紀念日，但媒體似乎在越共十四大的喧囂中忽視了這事件。黃沙海戰是中國與南越在西沙群島發生的海上武裝衝突。

一位范清妍的朋友，將直播分享到自己的Facebook上。不到24小時，這位朋友接到警方電話，要求刪除帖子，理由是「他們不想在黨會召開期間看到它」。

警方介入的速度令人震驚，但審查原因並不令人意外──「中國因素」是越南新聞界和社交媒體上的「巨大隱患」──這些平台受到國家日益加劇的嚴格控制。中國共產黨是越南政府最大的導師和盟友，然而另一方面，中國與越南的武裝衝突、在東海的侵略行為，以及越南公眾的強烈恐華情緒，仍對越南政府的政權合法性構成重大威脅。

一篇涉及中國的敏感報導

范清妍1977年出生於越南海防。她是七個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個，父母雙方都曾是共產黨黨員，但後來因幻滅而退黨。

18歲時，因健康原因，范清妍不得不輟學。隨後為謀生，她做過許多體力活，如賣飲料、織毛線和清潔工作。經常上網吧的經歷幫助她了解社會經濟問題，並促使她希望為改變國家命運做點事。在網絡上，她與一些敢於公開批評共產黨政府不公，並呼籲改革的越南公共知識分子建立了聯繫。2006年，她以筆名撰寫了幾篇關於人權問題的文章。隔年，她感到有強烈需要以真實身分發聲，開始以真名發表文章，並參與和發起許多人權活動。

2005年，她偶然發現網路媒體《VietNamNet》（越南網），報導當年十多名越南漁民被中國船隻攻擊、甚至殺害的事件。她回憶道，當時只有《VietNamNet》是比較自由的媒體之一，並且尚未受到任何國家機構的監管，因此能夠發布這樣一則信息。

發生事故的海域，在越南稱為東海（編按：中國、台灣稱為南海），中越兩方在此存在領土爭議。1974年的黃沙海戰中，中國打敗了南越軍隊，之後黃沙群島一直由中國實質控制。然而，越南政府仍然宣稱擁有這些群島的主權，但卻對這場衝突保持了相對沉默。

2008年，范清妍和一位後來也被監禁的朋友，一起前往受害漁民的家鄉，追蹤這個故事。

這篇報導揭示了受害家庭的多重困境，尤其是那些被中國人殘忍殺害的漁民的家庭。越南政府的完全沉默，加劇了他們的痛苦，政府不僅未能保護他們，還忽視對這些家庭的支持。採訪結束後，她迅速完成這篇文章，並與朋友分享。朋友們隨後將文章列印出來，發送給海外的越南媒體，以便更快、更廣泛地傳播。

這篇調查報導後來收錄在她的回憶錄《鐵窗後的生命片段》（Những Mảnh Đời Sau Song Sắt）中，該書在她於2012年出獄後在地下出版。

2008年9月18日，范清妍在海防的家中進行抗議，公開表態「黃沙與長沙屬於越南」的立場，批評越南政府在東海主權爭議上過於軟弱，淪為中國的附庸。選擇在家抗議，是因為她發表多篇批評越南政府的文章，以及參加東海爭議相關的抗議活動，被警方列為監控對象，限制其行動。然而，在家抗議也被視為挑釁當局，她因而遭到逮補。

范清妍做了少有官媒記者敢做的艱難工作。在入獄期間的多次審訊中，警方反覆拷問是誰資助范清妍外出考察，讓她能夠撰寫這篇報導。「警察一直問我是否有人資助我，即使我一再地告訴他們，這是我自己出錢，」他們不相信，一個來自貧窮家庭的人會純粹出於同情，自掏腰包去拜訪陌生人。

1980年代，由於網路的興起和日益商業化，越南曾經歷一段充滿活力的媒體發展時期，儘管共產黨從未完全放鬆對內容的控制。2023年，越南在無國界記者（RSF）發布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排名中來到最低名次，第178位，在180個調查國家中僅次中國與北韓；2025年，排名則是173位。根據這份指數，除了2022年，越南一直是對記者最不友善的東南亞國家，也是世界上監禁記者最多的國家之一。

2026年1月18日直播的內容，很快就被Facebook刪除。這並不讓她感到驚訝，因為「被刪帖」經常發生。「我對此已經習以為常，甚至不會再關注它們被刪除。」

自2012年獲釋至今，范清妍與Facebook之間存在著一種愛恨交織的關係。因為Facebook是越南最受歡迎的社群媒體平台，范清妍透過它與公眾交流自己正在做的事，並與國內外的其他活動人士建立聯繫，因為被黨控制的媒體，並沒有提供如此的溝通管道。

然而，Facebook的母公司Meta也與越南共產黨勾結：他們關閉了范清妍的個人帳號，以及她與其他人共同創建的幾個平台，這導致許多投訴、申訴。她作為發言人的Facebook專頁「回家的路」，發布許多人權受侵害者的影片，原累積了超過十萬名追蹤者，近期更名為「隔牆有耳」（Tai vách mạch dừng）。2025年第三季度，在越南政府要求下，Facebook刪除近11000條帖子；同時，YouTube刪除705支影片，TikTok刪除798則短影片。她在2013年創辦、專門揭露越南人權侵犯事件的博客，現在若沒有透過VPN，就無法瀏覽。

陌生船隻、外國船隻：委婉稱呼中國船隻

2月17日，是2026年農曆新年的第一天，也是1979年中越邊界戰爭爆發的日子。那是兩國共產黨首次爆發戰爭。越南共產黨對中國敵意強烈，以至於1980年12月19日頒布的憲法（越南統一後的第一部憲法）的前言，將中國稱為「越南的直接且危險的敵人」──然而，這一表述在1988年被默默刪除，為雙邊關係正常化鋪路。兩國皆刻意淡化，甚至遺忘這場戰爭。

戰爭起因是中國決定要給越南一個教訓，不僅因為越南親近蘇聯，還因為越南對中國約200億美元援助的忘恩負義，在區域事務上不服從中國命令。然而，1980年代的經濟危機，加上因干預柬埔寨事務而遭受西方制裁的國際孤立，迫使越南重新靠攏其戰爭時期的贊助國和意識形態盟友。兩國都減少了官方的戰爭紀念活動。

最初，越南媒體將中越戰爭稱為「保衛北部邊境的戰爭」。2014年油井事件（中國在越南聲稱有主權的東海建設鑽油平台，引發中越船隻對峙，越南也出現大規模反華行動）後，正式地將中國稱為「侵略者」。

越南與中國在東海海域（中國稱南海）多年來一直有主權爭議。（Christelle Nguyen提供）

然而，在近年的海事衝突中，越南媒體卻習慣以「陌生船隻」（tàu lạ）或「外國船隻」（tàu nước ngoài），委婉代指「中國船隻」。這兩個詞原先所指的是，那些突然襲擊並擊沉越南漁船的未知船隻，這些船隻發動襲擊後，迅速逃離，留下受害者在危險境地中。它們既不從受害漁船上拿走任何東西，也不抓捕任何人。但對於中國與越南船隻的海上衝突事件，官方乃至於媒體，仍以「身分不明船隻」進行報導。據報導，峴港清溪郡（Thanh Khê）一組漁船的船長，曾請求地方政府公開聲明「陌生船隻」（strange vessels）來自中國。政府方面卻未對此請求進行正式確認。

2024年，據稱是中國海上安全人員，在東海的黄沙群島附近追逐並登上一艘越南漁船，並用鐵棍毆打船員，幾家國內媒體仍繼續將其稱為「外國船隻」或「陌生船隻」。

小林（Lâm）曾在國營媒體當記者，後來選擇到海外深造。他說，由於營運資金全來自國家，必須遵守嚴格的審查規則。因安全考量，與《田間》討論後，受訪者以化名方式呈現。

「國家資助的媒體在稱呼台灣時面臨更大的壓力，必須稱其為『台灣（中國）』或『中華台北』，」小林說：「駐河內的中國大使館對此密切監視。」

越南官媒必須稱台灣為「台灣（中國）」或者「台北（中國）」，這表明它們的工具性質，必須準確表達政府的外交政策。

登記在台灣的獨立越語媒體《律科雜誌》（Luật khoa tạp chí）主編、流亡記者鄭友龍（Trịnh Hữu Long）表示，越南官媒必須稱台灣為「台灣（中國）」或者「台北（中國）」，這表明了它們的工具性質，必須準確表達政府的外交政策。具體來說，就是承認「一個中國」的政策。反觀自由國家的媒體並沒有這種做法，除非它們與某些利益相關。稱呼台灣為「台灣」或「台灣（中國）」，取決於各媒體編輯部的決定，而不是政府的壓力。

「當政府通過懲罰那些發言與政府外交政策相悖的人來施壓時，這在整個國家媒體系統中，形成了一種麻痺效應，導致它們自我審查，並主動寫出符合政府意圖的內容。我們可以看到，它們從未提及台灣政府在中國威脅下的反應，以及民進黨的獨立政策。」

「然而，在某種程度上，我認為越南也希望與台灣保持良好關係，因為台灣對越南的經濟影響。台灣是越南開放後最早的外國投資者之一，也是多年來最大的投資來源之一，目前仍在越南的前十名投資國之中。在全球貿易波動的背景下，越南更希望台灣企業將工廠從中國遷至越南。尤其是，越南非常需要外國投資於高科技領域，而台灣在這些行業中非常強大。因此，越南的媒體似乎也保持著對台灣的謹慎而和諧的語調。實際上，我認為這反映了越南整體的『竹子外交』政策。」

被禁止播放的缺乏「黨性」紀錄片

82歲的法國獨立紀錄片導演門拉斯（André Menras），是第一位獲得越南國籍的外國人，其越南名字為胡剛決（Hồ Cương Quyết）。1968年，他以教師身分到南越任教，期間曾在西貢遭南越政府監禁。他支持共產黨領導的革命與國家統一，這使他一度被視為越南共產黨的支持者。戰後雖返回法國，但他於2002年再度回到越南，透過法越教育交流與發展協會繼續從事教育工作。

然而，他對中國在東海的侵略行為提出抗議，並與越南異議人士保持聯繫，很快使他與越南政府關係緊張，而他曾批評越南政府「對中國共產黨奴顏婢膝」。

門拉斯自認是一名負責任的越南公民，因持有法國護照，使他比許多越南人享有更大的表達自由，並製作了多部涉及越南禁忌議題的紀錄片。他對審查制度並不陌生，無論是在越南境內或境外──尤其是在涉及中國的議題上。他最具爭議的作品之一，是2011年紀錄片《黃沙－越南：失去的痛苦》（La Meurtrissure），該片揭示越南漁民遭中國船隻襲擊的悲劇，片中間接批評了越南當局的沉默──政府未能保護漁民、未能補償其損失，甚至阻止支持者為他們發聲。

光是製作這部紀錄片，就是一場艱難的戰鬥，與門拉斯接觸的受訪者，頻頻遭到警方騷擾。公開放映同樣面臨諸多挑戰，即使在西貢的法國文化中心放映，主辦單位也試圖限制問答環節。門拉斯則是直接面對越南的審查機構，他曾在2011年親自把手寫信送到文化部國家視聽審查委員會，請求領導階層允許紀錄片公開上映，「當然，我從未收到任何回覆。」

由於越南政府需要與中國共產黨的維持良好關係，《黃沙－越南：失去的痛苦》最終在越南遭到禁播，只能以非公開方式在河內、峴港與胡志明市放映。

門拉斯持續透過影像發聲，製作另一部紀錄片《黃沙騎士》（Les Chevaliers des sables jaunes），繼續揭露越南漁民所面臨的不公。隨後，他決定把所有紀錄片作品，免費且完整地上傳至YouTube，包括他的最新作品《越南在心》（Vietnam au coeur）。

「對我而言，漁民及其家庭所承受的苦難，從人道問題轉變為一場關乎正義與民主的政治鬥爭──其核心在於言論自由與資訊自由的訴求。從根本上說，漁民的悲劇關乎這些基本權利：在自己國家自由生活與工作的權利。北京當局透過攻擊漁民侵犯這些權利，而越南政府則在國內外壓制他們的聲音。這也正是為何打破沉默如此困難，但也使這場鬥爭更顯高尚。」

「我可能會在2026年回到越南，在法國放映我的最新電影之後，」門拉斯表示。「你永遠無法預測──讓我們做個夢──也許有一天，我能在西貢和河內放映越南語版本，或在法國學院放映法語版本……但那將意味著當局展現出非同尋常的開放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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