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記者對社交媒體平台感到厭煩
Journalists are souring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 analysis of 11 years of Nieman Lab predictions suggests
本文摘譯自 Jacob L. Nelson 和 Gregory P. Perreault 於2025年11月5日發表在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的《Journalists are souring on social media platforms, an analysis of 11 years of Nieman Lab predictions suggests》。
社交媒體平台對新聞出版業及受眾帶來的損害已變得顯而易見。
這些平台充斥錯誤資訊，威脅削弱新聞信任和煽動對記者的敵視。毫不意外，許多記者逐漸不把這些平台看作與受眾互動的機會，反而認為其對新聞的經濟穩定性與大眾信任度，帶來更多挑戰。
隨著社交媒體對記者帶來的風險和挑戰加劇（像是霸凌和惡意攻擊），且好處逐漸變少時（像是 X 和 Facebook 不再為新聞帶來大量受眾，TikTok則從未做到），記者不是勉強將就使用，而是加倍努力繞開這些平台。舉例來說，過去幾年，愈來愈多的新聞機構投資電子報來增加流量，並用其他方式建立與潛在受眾的直接連結。
記者對社交媒體平台感到厭煩，同時尋找方法，與愈來愈依賴這些平台看新聞的人建立有意義的關係，在這樣的情況下，有個有趣的問題：社交媒體平台的環境變化，如何影響記者對平台本身，甚至對大眾的看法？畢竟，學者觀察到記者傾向於把社交媒體貼文當成公共輿論的代表。如果記者認為這些平台上的用戶能代表廣大民眾，他們對平台本身的態度或許與對這些用戶的態度有關，還與對整個大眾的態度有關。
我們試著透過分析尼曼新聞實驗室過去11年的年度預測文章來解答這個問題，以了解這些預測文章的作者，包括新聞發行商、編輯、出資人、服務提供者對社交媒體平台和新聞受眾的看法有怎樣的變化。我們近期發表在學術期刊《Digital Journalism》的分析結果揭露，就算新聞圈中有一小群人對社交媒體平台的批評增加，他們仍對新聞受眾本身保有信心。
社交媒體對新聞業的潛力
起初，這些尼曼新聞實驗室預測文章的作者對社交媒體平台有很大信心，認為能幫助記者變現，並促進與受眾互動。
例如2012年一篇預測文章描述早期對YouTube和Twitter的樂觀態度，文中寫道：「（我們）需要的是為受眾過濾、查證、管理和擴大社交媒體平台的新聞編輯室。」
2015年的一篇預測文章有類似建議，認為2016年會是「我們開始把每個平台當成發布平台、擁有獨特受眾、有自己的發布時程和格式，以及特別的成功指標」的一年。
2017年一篇預測文章則建議，新聞機構會用社交媒體平台，把使用者產出的內容視為記者應追蹤報導的「熱門」故事。「記者不只會認真看待這種新的新聞取材方式，」文章稱，「還會制定策略，甚至建立小組，更積極地把使用者生產的內容融入工作流程。」
這些初期的預測都對社交媒體平台表達樂觀態度，還毫無保留地接受，通常是因充滿熱情，即認為這些平台在數位時代的新聞業與大眾之間，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
後期擔憂逐漸取代早期期待
早期的預測傾向認為社交媒體平台會一直存在，並聚焦在記者可能用這些平台來提升工作品質和影響力，隨著時間過去，原本的假設開始變成開放式問題。確實，2023年有些預測明確表示，記者可能考慮集體擺脫社交媒體平台，而非必須依賴平台建立受眾並維持關係。
在馬斯克（Elon Musk）前一年（2022年）併購Twitter後有這些考量並不令人意外。他擁有的Twitter（現在的X）變成公開擁抱極端主義、極右派，使用者體驗也跟著下滑。
基於記者曾擁抱的平台出現劇烈變化，2023年的預測首度提到記者可能要從社交媒體平台「跳船」。2024年一篇預測文章指出：「新聞業必須正視在後社交媒體平台時期建立受眾的現實問題。」
儘管這些預測文章提到，新聞圈對社交媒體平台的熱情隨著時間而消退，但實際使用這些平台的人，也就是（新聞）受眾，對平台的看法沒有這類變化。
受眾仍被認為有價值且良善
這些尼曼新聞實驗室的預測文章作者對大眾的看法有很大的一致性。
我們的分析顯示出有趣的一致性，即新聞圈對想觸及的大眾的想法，沒有因為時間而改變。雖然新聞圈對社交媒體平台有所顧慮，他們依然很相信數位受眾的價值與潛力。預測者認為受眾有價值且良善。
舉例而言，2012年有篇預測文章批評記者對受眾需求的「輕蔑」態度，並鼓勵記者「設身處地為受眾想想」。這項呼籲與十多年後的一篇預測文章中的呼籲沒有不同：「受眾的『為什麼』必須與新聞編輯室的『為什麼』相同。」
整體來看，我們的分析顯示，新聞圈在社交媒體時代初期所抱持的興奮和熱情，如今已產生轉變，即使不是徹底的質疑，也已逐漸轉為不確定性。
雖然新聞圈對這些平台的輕蔑漸增（很大程度是源於在平台上遭到受眾的騷擾），但新聞圈對受眾仍抱持正面看法。
簡言之，記者發現自己在社交媒體平台面臨網路騷擾、霸凌等「黑暗參與」（dark participation）的情況增加，可是許多預測文章指出，對大眾的重視沒有因此降低。新聞圈也對社交媒體平台作為提升大眾在新聞產製中角色的核心逐漸感到悲觀，但認為大眾對新聞產製具有價值的看法沒變。
這些發現表明，記者對他們想透過新聞觸及的群眾有極大信心，而考量到投入新聞業的人的志向是要服務公眾利益，有此現象很合理。根據這些發現，可以合理假設，即使記者最終拋棄社交媒體平台，但渴望與想觸及的人建立強健、互動的關係這點，他們不會放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