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記者的現實風險：經濟下行的新聞失語
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會削弱公眾通過新聞理解經濟運行真實狀況的能力。
田雨：華文時政與社會議題記者、自由研究者，長期關注中國媒體環境、公共治理與基層民生變遷。
近年中國經濟環境持續走弱，房地產風險集中暴露，地方財政壓力加大，企業倒閉與就業收縮等情況，逐漸成為許多居民的日常經驗。然而，與現實感受形成明顯反差的是，關於經濟下行的新聞報導在公共空間中不斷收縮，相關議題越來越難以被完整呈現。
2025年，隨著中國制度持續收緊，經濟環境亦進一步惡化。與此同時，中國新聞媒體、自媒體和網民對經濟環境的傳達與描述，受到來自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委員會辦公室等部門的限制。平台經營者以及新聞媒體、記者在處理房地產、企業、失業等被視為負面的經濟議題時，變得必須更加謹慎。
基於安全及工作考量，與《田間》討論後，李璽、劉洋、胡岳等受訪的新聞工作者，以及自媒體從業者Ｓ、Ｋ在文中均以化名呈現。
北京一家媒體的財經記者李璽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2025上半年開始，報社對涉及經濟負面情況的報導作出規範，涉及房地產蕭條、土地財政失效、居民收入下降、企業經營困難、公司裁員與失業，以及農民被要求停止燃燒煙煤取暖等內容，均被要求「慎重」處理。他說：「上面（編輯）多次給我們打招呼，選題要慎重，要唱響光明論，不要傳播壞消息，寫什麼哪只股票被套了、社保費增加了，農民不能燒煙煤之類的，都不行。」
李璽認為，上述話題已逐步被視為「高風險選題」。即便未被明文禁止，這些議題也往往在選題階段即被否決，難以進入編輯部的正式討論，「我們開會時，已經不提這類負面選題了。」
在農村地區，經濟壓力與政策限制疊加帶來的影響同樣存在。以河北部分農村為例，多名當地居民向記者反映，近年在「清潔取暖」政策推進過程中，當局要求農戶停止燃燒煙煤取暖，改用天然氣或電力。但取暖成本明顯上升，一些家庭在冬季面臨取暖困難，只能減少用氣時間，甚至忍受低溫。受訪者稱，過去依賴煙煤取暖的方式被迅速叫停，但相應補貼有限，農村收入難以覆蓋新增支出。這起發生在中國的情況，未見在中國主流媒體中得到持續呈現，相關情況更多僅在村民私下交流或社交平台零星流傳。1月9日，中國農食媒體《食通社》在微信公眾號刊出一篇談禁煤禁燒的取暖困境評論，隨後遭到刪文。
長期跑經濟新聞、曾在多家都市報任職的記者劉洋向《田間》說，在中國，許多經濟新聞實際上與政治制度環境密切相關。即便記者撰寫的是經濟議題，編輯部仍會以政治標準加以衡量，判斷是否符合政治需要。他說，近一段時間相關要求明顯趨嚴，「過去，編輯部還會通過項目停工、企業經營惡化的走訪、購房者維權等角度反映市場變化，而近兩年，尤其是過去一年，這類選題明顯減少，編輯和記者都在自我約束。」
「不是沒人知道問題，而是大家都清楚，這樣的稿子很難走完採訪流程。」劉洋回憶道，在一次選題會上，他提出關注某二線城市新樓盤大面積滯銷、被迫半價出售的情況，編輯並未直接否定，而是很快轉問是否可以從「政策支持」或「市場回暖預期」的角度切入。他說：「那一刻你就明白了，這個選題本身已經不合適。」
房地產下行的「不可寫」
在房地產領域，這種變化尤為明顯。三名長期跑房地產線的受訪記者提到，過去一段時間，關於房企資金鏈斷裂、項目延期交付、工程停工以及購房者維權的報導明顯減少。此前被視為常規的選題，如房企債務違約、施工現場停擺、業主集體投訴等，逐漸難以通過審核。
劉洋表示，即便現實中項目停工、延期交付等問題仍在發生，相關情況也更難以作為獨立新聞呈現，而是被要求弱化處理，或僅作為背景信息簡要提及。他說：「我們每天都會收到來自業主、討薪者和維權人士的幾十條求助，但很多時候只能放棄。我們以前還能跑工地、找業主，現在很多時候一開始就知道這個方向很難做。」
相比之下，中國多數媒體編輯部更傾向於採用企業融資進展、銀行授信支持、地方出台穩樓市政策以及「市場信心修復」等角度進行呈現。《田間》與南京的記者在網上聚會時，至少有三人受訪表示，在涉及房地產議題時，報導更容易圍繞房企獲得新增貸款、債務展期、地方政府出台扶持政策等內容展開。報導重點逐漸從現實層面的風險暴露，轉向政策穩定、資金安排以及「改善」、「回暖」、「提振信心」等預期管理式表述。
河南《大河報》資深編輯胡岳在受訪時表示，即便報導同一企業，編輯部也更傾向於突出其融資渠道恢復、銷售數據回升等積極信號，而對其債務壓力、在建項目停滯等問題則一筆帶過，甚至完全不予呈現。他對《田間》說：「很多時候記者寫房地產消息時，只能從政府支持、環境改善這些角度入手，比如二手房市場活躍、業主信心回升之類。這類內容本身並不容易引發關注，但相對安全。」
在中國財經媒體工作多年的小姚畢業於復旦大學新聞專業。她告訴《田間》，入職後選擇跑經濟線，起初發現可寫的內容很多，但近年「能寫」的範圍卻在不斷縮小。她說：「現在能被接受的寫法，往往集中在開發商『資金充裕』、『銀行支持力度加大』、『政策托底效果顯現』等表述上。即便一線採訪顯示銷售困難，也很難直接寫成下行趨勢。」
她還說：「有時候甚至不需要被明確提醒，自己就知道哪些詞不能用，比如『蕭條』、『崩盤』、『失速』。編輯部會更傾向於使用模糊、緩和的說法。」
近年來官方在語言使用上，更傾向於通過「暗語」降低語調，以達到安撫民心的效果。
針對上述情況，復旦大學新聞系退休教師王逸在接受《田間》採訪時表示，中國經濟報導中出現的「失語」現象，並非單純源於記者能力不足或專業退化，而是制度環境長期影響下的結果。他說，在當前言語表達不斷收緊的環境中，經濟新聞往往被視為具有潛在社會影響的敏感領域，其呈現方式不可避免地受到政治穩定目標的約束。
「當『風險』、『下行』、『矛盾』這些詞彙被不斷剔除，新聞語言自然會趨向模糊和抽象。我個人感覺，1990年代反而是新聞表達相對更開放的時期。」
王逸認為，新聞實踐中對「信心」、「預期」、「穩定」的反覆強調，實際上改變了經濟報導的基本功能，使其從反映現實問題，轉向服務宏觀敘事與政策目標。他說：「這並不意味著問題不存在，而是問題被轉化為一種不需要被正面討論的背景存在。長期來看，這種做法會削弱公眾通過新聞理解經濟運行真實狀況的能力。」
土地財政與地方經濟的「空白」
中國房地產下行帶來的另一個直接後果，是地方土地財政收入持續下降。然而，這一議題同樣難以進入公開報導。一些涉及地方財政吃緊、土地出讓規模下滑、地方融資壓力加大的選題，往往在立項階段即被認為「風險較高」，難以通過編輯部討論。
已退休的貴州省委宣傳部周姓官員在談及近年的宣傳口徑變化時表示，土地財政問題在地方層面一直被視為高度敏感議題。「賣地收入下滑，直接牽扯地方財政、債務和政府運轉，這類問題一旦公開討論，很容易引發聯想。宣傳口一般不會鼓勵媒體去展開講，更多是強調穩預期、穩信心。」他回憶道，即便在以往的內部討論中，相關表述也會被要求盡量技術化、模糊化，避免被解讀為地方財政出現系統性風險。
他還表示，近年來官方在語言使用上，更傾向於通過「暗語」降低語調，以達到安撫民心的效果。「比如，失業被稱為『靈活就業』，裁員被說成『人員優化』，企業經營困難被概括為『階段性壓力』，財政吃緊則表述為『收支平衡承壓』或『結構性調整』。」他提到，在內部溝通中，類似表述已成為常態，「目的不是否認問題，而是避免引發恐慌。」
就業與收入的「個人化敘事」
在中國企業層面，這種失語同樣存在。企業倒閉、裁員與經營困難已成為不少行業的常態，但相關報導更多以「個別案例」呈現，難以形成整體敘事。一些涉及企業集中關停、就業壓力擴大的情況，往往難以在主流媒體中持續呈現。相比之下，自媒體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彌補官方報導的缺失，但同樣面臨嚴格限制。
南京自媒體人小喬告訴《田間》，他曾嘗試梳理蘇州、昆山一帶中小企業集中倒閉的情況，並通過短視頻形式發布採訪內容。「昆山有很多中小企業關停，外資和台資企業撤離，還有不少失業者找不到工作。我把採訪內容放到網上，半小時點擊量就有幾百個，很快就被屏蔽下架。」這並非個案，小喬表示：「我幾個網友也去拍企業倒閉、採訪失業人員，內容基本都通不過審核。」他還說，類似情況在此前從未發生，這讓他感到無奈。
在就業和收入領域，這種失語更多體現在敘事方式的變化上。在現實層面，失業、降薪、求職困難等情況並非完全不能被提及，但往往被限定為個體經歷，而難以被納入整體性、結構性的敘事框架。
在新媒體工作的編輯俞平對《田間》表示，就業議題更容易被包裝為「個人奮鬥」、「轉型成功」的故事，而非討論勞動力市場的系統性變化。他說：「我們會根據有關方面（官方）的要求，對負面現象進行包裝。你可以寫一個人如何再就業，但不能系統性地寫，為什麼找工作變難。」
在抖音、小紅書、微博和微信等平台上，涉及市面冷清、消費下降、裁員增多等內容，往往更容易遭遇限流或傳播受阻，難以持續擴散。
一名長期運營生活類帳號的自媒體從業者Ｓ對《田間》表示，他曾發布多條關於商鋪空置、客流減少的視頻，但播放量明顯下降。「後來我發現，只要視頻裡出現『倒閉』、『關門』這些詞，很容易被系統壓住，流量非常低。」Ｓ說道。
另一名在小紅書記錄求職經歷的用戶Ｋ也提到，她曾多次嘗試分享失業後的求職過程，但相關內容要麼審核時間明顯延長，要麼推薦量很低。她說：「你會慢慢學會換說法，或者乾脆不寫。」
平台機制中的「情緒管理」
從事數字化研究的北京學者孫數對《田間》表示，經濟下行本身並不存在一條明確的審查紅線，但平台在執行層面往往傾向於壓制可能引發情緒聚集的內容。「個體困境通常問題不大，但如果同類內容集中出現，就容易被系統視為風險。」在平台算法中，關鍵詞、互動密度和情緒傾向，會共同影響內容的可見度。
「平台更擔心的是趨勢判斷。一旦內容被解讀為在描述整體下行，就可能被限流。」孫數指出，在這種機制下，經濟現實並非被直接否認，而是被拆解、分散，難以形成持續、可見的公共討論。
在中國現實環境下，經濟問題已不再只是專業層面的議題，而成為制度化風險與新聞表達邊界交疊的典型場景。所謂新聞失語，並非源於事實的缺乏，而是源於哪些事實被允許進入公共視野，且範圍還在持續收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