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時幕後】我們如何報導暴力事件中的施暴者、嫌疑犯和受害人
Reporting on the people who upend life and those whose lives are upended can bring surprising and uncomfortable details to light.
《田間》取得《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授權，翻譯2026年4月15日發表的《How The Times Covers Attackers, Suspects and Victims of Violence》。
作者：Trust欄目副主編 Mike Abrams。
當可怕的事情發生，我們時常陷入疑惑，想知道原因為何。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其他問題隨之而來：誰該為此負責？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何時才能了解更多？從哪裡開始出了問題？我們又該如何防止悲劇重演？
何人、何事、何時、何地、為什麼以及如何走到這一步。（編按：即新聞基本元素5W1H）
有時，答案反映出受害人複雜的人生。有時，答案揭示出令人驚訝、甚至對嫌疑人心生同情的細節。種種情況都可能讓讀者感到不適；讀者們對事件的看法有千百種，有些人會質疑我們為什麼要報導這些，有人不喜歡（新聞）將暴力分子人性化。
為了探討《紐約時報》如何處理這類報導，我採訪了三位經驗豐富的資深編輯：外派記者出身的編輯主任 Marc Lacey；負責都市新聞的 Nikita Stewart；負責國內新聞的 Nestor Ramos。
以下是我們對話的節錄。
先從目標說起，報導重大暴力事件嫌疑犯和受害者時，《紐約時報》想要做的是什麼？
Marc Lacey：我們試圖透過快速整理的人物特寫，幫助讀者認識新聞標題背後的人物。除了當事人的姓名、年齡、家鄉與職業之外，我們也嘗試呈現事件相關人士各自的生活片段。
Nikita Stewart：最近我們都市組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尤其是在報導青少年相關新聞時。我希望能夠超越刻板印象，也就是讀者看到標題時先入為主的觀念。
一個很好的例子是最近一篇關於青少年玩槍的報導，其中一人不幸喪生。組內有些人想在事件第一天就發布一篇沒有姓名、幾乎沒有詳述事件背景的報導。原本打算只寫這樣一條標題：「一名16歲的少年在布魯克林槍殺了另一名16歲的少年。」
如果你看到這樣的標題，你會怎麼想？我決定延後刊出報導，直到我們了解更多案件情況。最終，我們完成了一篇更好的報導。
Nestor Ramos：在發生重大襲擊事件後，我們的記者和編輯會試圖回答許多問題。其中最先想到的總是，「是誰做的？為什麼？ 」這些也必然是讀者最先提出的問題。
我們的目標是呈現未經修飾的真相。這代表著盡可能多了解犯罪者，也代表著盡可能描繪受害者的真實面貌。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面對悲劇。
有時讀者會擔心我們給予兇手過多關注。比如說，在大規模槍擊案中，是否公開槍手的姓名或刊登其照片？
Marc Lacey：那些犯下大規模槍擊案的人往往渴望出名。我們最不想做的就是美化他們，或是激發模仿犯。因此，我們會避免在標題中提及嫌疑人的姓名，避免發布不必要的照片，並謹慎刊登他們的極端宣言。我們相信，我們可以在不煽動更多暴力的情況下，為讀者提供資訊。
Nestor Ramos：從根本上而言，我們身為記者的職責是幫助讀者理解那些影響世界的事件。深入了解某人為何犯下可怕的罪行是這項工作的基礎，即使這些原因令人不安、令人反感，或難以理解。如果社會不理解人們為何會做出這樣的行為，我們又能如何防範？
Nikita Stewart：雖然必須避免美化槍手，但我們是記者，須盡可能讓讀者了解關於事件的一切。這是我們的職責。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發生在紐約中央車站的隨機攻擊事件。我們當然嘗試聯繫了三名被砍傷的受害者，但我們也認為，讀者有權利了解更多關於那名被警方擊斃的持刀男子的更多資訊。
在持續不斷的新聞需求下，即時新聞如何改變我們的工作方式？
Marc Lacey：即時新聞是指事件發生時向讀者傳遞資訊。持續不斷的更新，是為了讓渴望了解最新消息的讀者一再地回到我們的網站。我們有編輯團隊，確認記者提交的原始素材並補充所需脈絡。但我們必須謹慎報導，因為在襲擊發生後的最初幾小時內，當局往往尚未掌握事件全貌。
即使我們放慢速度深入挖掘，仍可能因報導暴力案件嫌疑人而受到批評。一篇負責任的人物特寫應包含哪些要素？是否曾經在取捨內容上感到掙扎？
Nikita Stewart：讀者常質疑我們為何以「正常方式」描述令人髮指的嫌疑人。但我認為這很重要，這有助於發現被忽略的線索，或顯示一個看似再正常不過的鄰居也可能犯下駭人罪行。我曾報導白人至上主義者 Dylann Roof，他在2015年於南卡羅來納州一座教堂中殺害了九名黑人教徒。讀者對我們描述其外貌感到不滿：「那個眼睛凸出的男孩，頂著鍋蓋頭。」回頭看，或許我們應該避免在導言這樣寫？
Nestor Ramos：我有時候會聽到讀者批評我們在「人性化」罪犯。但某種程度上，這正是我們的工作──如果你想理解他人的動機，就必須深入其人生。
Marc Lacey：在整理嫌疑人資料時，我們往往面臨時間緊迫的問題。當有一、兩位鄰居說他們不認識嫌疑人，我們就將其描述為「安靜的人」時，這往往會出問題。對性格的倉促判斷通常沒有幫助。
Luigi Mangione 殺害 UnitedHealthcare 執行長 Brian Thompson 一案，引發全國討論。有些人對 Mangione 很感興趣，有些人則感到震驚。這些討論會影響報導嗎？
Nestor Ramos：與其說是影響我們的報導，不如說這類討論本身就是報導的重要面向之一。理解事件不只是關於基本事實，也包括來龍去脈。在這個案例中，各種截然不同的反應本身就反映了當前的美國社會。但解釋這些反應或動機，並不等於為其行為辯護。
Nikita Stewart：我同意 Nestor 的看法。我接替他擔任都市版編輯，接手他未完成的業務。我們也正在深入追蹤支持 Mangione 的人群。這本身就是一個故事，揭示社會的一部分。
《紐約時報》是如何進行這類（暴力犯罪）報導？
Marc Lacey：我們會採訪所有和當事人可能有交集的人，包括鄰居、老師、親友與同事，所有人都可能成為我們的訪談對象。
Nikita Stewart：正如 Marc 所說。以 Jeffrey Epstein 為例，許多人聲稱不認識他，但事實並非如此。他們的互動讓我們窺見了權力結構與社會面貌的冰山一角。
有讀者批評《紐約時報》曾在事件初期以「安靜的餐廳員工」形容 Ayman Mohamad Ghazali（編按：2026年3月底特律郊區猶太會堂攻擊案兇手）。標題如何產生？什麼情況下會修改？
Nestor Ramos：決定這類標題一向很難，因為需要在約70個字內傳達複雜內容，且要迅速完成。事件初期資訊有限，往往只能描述為「安靜」、「少與人接觸」等等。隨著資訊增加，標題會不斷調整。
在瞬息萬變、錯綜複雜的突發事件中，關於嫌疑人、受害者、地點、現場，有諸多分散的報導，我們會不斷檢視所有內容，查看那些過於相似或不太合適的新聞標題。如果標題太簡化、似曾相識或不夠精準，重新斟酌修改並不罕見。
讀者有時認為我們將受害者「妖魔化」，例如我們對 Michael Brown （編按：2014年8月遭警察射殺的非裔青年）的報導，提及其人生坎坷並稱其「不是天使」，有些讀者認為如此描寫其實是將案件歸責於他。在撰寫報導時如何考量這些？
Marc Lacey：當然不應妖魔化受害者，呈現人生起伏是讓人物更立體真實。
Nikita Stewart：我們的工作不是塑造同情形象，而是呈現一個完整的人，包括他的成就與缺點。若刻意捨去不完美的部分，人物會變得扁平、不真實，這對讀者是不負責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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