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在外媒與中國之間：隱身的新聞助理
一條報道能順利完成，背後往往是Fixer的聯絡、判斷與保障。
肖冰：前駐華盛頓記者。關注國家戰略博弈，政治話語與媒體生態的演變。
在外國媒體報道中國的過程中，有一群人長期存在，卻鮮少被外界看到。他們既不是在署名裡出現的記者，也不是鏡頭前的採訪對象，而是在新聞生產鏈條中承擔關鍵角色的「新聞助理」（通常被稱為Fixer）。在中國，他們往往是外媒能夠觸及社會、完成報道的橋樑，卻必須在風險、限制與職業困境之間小心行走。
「有一次受訪者臨時被家人勸阻不接受採訪，我得趕快安撫記者，同時儘量遊說受訪者。」當回憶起在中國境內為外國媒體擔任新聞助理的工作經歷時，Ｗ這樣說。但他語氣平淡，似乎對這類突發情況習以為常。
「還有一次是遇到執法人員臨檢，我只能保持冷靜，儘量用規範理由解釋，避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煩。我還要擬定預備方案，臨時調整採訪對象。」
對Ｗ而言，這只是多年職業生涯裡無數個驚險瞬間的冰山一角。基於工作考量，並與《田間》討論後，Ｗ以化名受訪。
參與製作報道卻不能署名
這位中國籍新聞助理Ｗ——外界常稱為Fixer——從未在任何新聞報道中署過名，卻幾乎參與了每一篇報道的誕生。而他所面對的政治和社會風險，使得他只能匿名接受採訪。
從聯絡採訪對象到翻譯、從申請採訪許可到為外媒記者介紹中國本地語境和人情世故，乃至處理突發狀況，Ｗ所代表的Fixer群體，是外媒記者在中國實地報道時無法繞過的角色。
中國傳媒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曾慶香曾在《News Fixer：國際報道中的「隱身人」》一文中指出，「業界一般認為News Fixer是專業的新聞記者和受訪者之間的中間人。通常情況下，Fixer收取一定費用，承擔租車、訂酒店、找採訪對象、做採訪、翻譯溝通和在危險環境中保障記者安全的職責。」但不可否認的是，「Fixer與記者的關係存在一定程度的張力：除了雇傭關係外，還存在互相學習和爭奪署名權的現象。」
「最早我是在翻譯與媒體之間打工，後來通過外交部指定的一家勞務公司安排，進入一家外國媒體，在北京工作，幫外媒記者臨時解決採訪問題。」Ｗ透露，除翻譯外，他所做的工作更多是前期安排，比如幫忙聯絡受訪對象、收集背景資料、確認採訪地點是否被有關部門允許等。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採訪條例》第18條規定，外國常駐新聞機構和外國記者可以通過外事服務單位聘用中國公民從事輔助工作。外事服務單位由外交部或者外交部委託的地方人民政府外事部門指定。受此限制，外媒不能在中國大陸境內直接雇傭本地員工。且雇傭合同上只能寫「新聞助理」或「新聞助理人員」。不同於取得記者證的外國駐華記者，這一群體不得以記者身份採訪或撰稿，且工資及各項福利也只能通過勞務公司以「派遣」的名義分發。
這種制度設計讓Fixer永遠游離在正式身份之外。他們無法成為記者，卻做著記者的工作；他們沒有新聞採編權，卻要承擔新聞生產鏈條的高風險環節。
然而，Ｗ對這種行業現實表示理解。從被外事服務公司派到外媒駐京辦事處工作的那天起，他就知道自己的職業只能是新聞助理，而非記者。但他認為，Fixer應該獲得更多的尊重與承認。
「因為一條報道能順利完成，背後往往是Fixer的聯絡、判斷與保障，」Ｗ說。
高壓下的職業日常
2003年非典時期，Ｗ第一次深刻體會到這一角色的危險與重量。
「我聯繫地壇醫院，提出採訪請求但遭到拒絕，於是要想辦法採訪相關人員。」Ｗ說：「老外不知道從哪兒作為切入點，我就要想辦法，後來想到採訪北京的幾位學者，再去北京郊區醫院採訪那裡的消毒情況。」
他清楚記得，當時非典屬於國家機密，不對外媒開放採訪。在「必須完成任務」和「避免觸碰紅線」之間，他不得不小心權衡。
多年後，類似的壓力依舊沒有減少。
「老實說，我曾多次想過放棄，因為有時候覺得這份工作壓力很大，也有風險。但讓我留下來的，是那種『把一件重要的事帶給外界』的成就感。」Ｗ說。
這種成就感在重大事件中尤為強烈。一次在報道萬人抗議的群體事件中，Ｗ聯繫到願意發聲的受訪者。當地人信任外媒，認為「只有外媒記者才會幫他們傳遞聲音」。他說：「那一刻我感受到這份工作的重量。這不僅僅是一份職業，也是一種責任。」
但風險始終如影隨形。「法律上我們不是記者，但現場遇到風險時，我們跟記者一樣要面對…… 我沒有外媒記者身份的保護，我必須小心謹慎，避免踩到紅線。」Ｗ感慨道。
對身處中國的Fixer來說，危險並非抽象概念。保護記者協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CPJ）曾指出，當外國記者惹怒中國當局時，最糟糕的結果可能是被驅逐出境。但當中國助理惹怒中國當局時，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面對內外多重壓力
「雖然根據中國的規定，他們只能做新聞助理，但他們做的很多工作和專業記者沒什麼兩樣，他們更瞭解中國情況，更熟練使用語言，以及這邊的社交媒體平台等等。」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方可成說：「其實很多的採訪是由這些所謂的助理獨立完成的。」
然而，Fixer這一群體不僅受到國家機器的管控，也要面對外媒編輯部邏輯中長期存在的權力關係和隱性種族主義，以及難以突破的職業天花板。
方可成說：「他們的編輯、主管往往都是西方人…… 他們有更大的決定權。當然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畢竟這些外媒是面向西方讀者的，他們可以說他們是更了解西方讀者。從市場的角度來說，他們對新聞的判斷也不能說是完全錯誤的。」
尤其是2020年後，中美關係緊張、疫情爆發，加上官方對外媒的汙名化宣傳，普通民眾的負面情緒加劇，這也使得Fixer群體直接暴露在公眾視野和輿論中心。方可成說：「風險也在增加。一方面可能是被有關部門關注的風險，另一方面比較明顯的是被網暴的風險…… 比如新聞助理在微博、小紅書上發私信約採訪，結果被掛出來，引發網暴。」
儘管風險沉重，Fixer的工作也夾雜著一些「輕鬆片段」。
「比如外國記者有時不理解某些敏感場合不能隨便拍攝，哪些是中國政府的採訪禁區，我得不停提醒他們。」Ｗ笑說：「有時外國記者喜歡追問受訪者，但有些受訪者偏偏不喜歡被追問，比如家庭財務狀況等。這時候我就要替外媒記者解釋，這是採訪中了解事情經過必須要做的，但未必會出現在報道中。」
這份職業還是深深影響了Ｗ的生活。「因為經常臨時出差或加班，家人有時不太理解，會擔心安全問題。朋友們覺得我行蹤不定，很難和他們聚在一起。」
香港的例外與轉變
新聞助理的困境並不僅限於中國大陸。香港長期以來是一個例外，然而，這個曾經的「安全港」也已經失去了相對寬鬆的制度環境。
2020年正式施行的《香港國安法》將間諜行為、與外部勢力勾結、竊取國家機密等列為主要犯罪。四年後，《基本法》「23條」通過，進一步擴展了國家安全罪行的範圍。雖然法律法規並未對本地記者及新聞助理做出明確限制，但法條解釋和適用的模糊性形成了一定威懾。經《法新社》（AFP）和多家媒體機構證實，《華爾街日報》（WSJ）2024年在內部郵件中表示，將香港辦公室遷往新加坡。
方可成指出，在香港的中國籍新聞助理能以記者身份工作，但《國安法》實施後，風險驟增，外媒機構「能提供的保護極其有限」。
2020年，中國籍的《彭博社》駐京新聞助理范若伊（Haze Fan）被國安帶走，直到2022年才獲釋。她2024年試圖前往香港任職，卻因簽證被拒而未能成行。
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無國界記者組織（RSF）發佈的《2025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World Press Freedom Index）顯示，中國排名下降六位，在180個國家中排名第178，仍是全球關押記者人數最多的國家，目前有123名記者被羈押。此外，香港排名也跌至第140，同樣歸入「狀況惡劣」類別。
「在這種環境下，獨立報道和本地Fixer的工作幾乎變得不可能，而且極其危險。」RSF亞太事務辦公室倡議經理白奧蘭（Aleksandra Bielakowsk）說：「他們經常受到騷擾、恐嚇和脅迫，經常受到逮捕、強制審訊或與官員會面的威脅。警方和政府部門越來越多地試圖勸阻他們與國際媒體合作，或迫使他們舉報國際同行。此外，Fixer經常遭受口頭指控和社會排斥，被其他公民貼上『叛徒』的標籤。」
現實中脆弱的保護
與持有正式記者證的外籍記者不同，本地新聞助理在中國幾乎處於法律真空地帶。他們的安全保障主要依賴於所服務的媒體機構及國際社會的支持。
白奧蘭透露，新聞助理和本地員工的安全還獲得一些能在緊急情況下介入的本地律師網絡的支援。與此同時，RSF也提供直接援助。自2021年以來，該機構已向30多家中國媒體和記者——包括新聞助理——提供財政支援，並推出針對報道中國的記者的培訓專案，累計為超過1500名記者提供了有關安全、韌性與專業技能的課程。
她強調，國際媒體應當真正將新聞助理視為平等的合作夥伴，為他們提供專門的安全和應急預案。「在威權環境下，當局往往會試圖恐嚇或脅迫本地助理，對他們的獨立性和人身安全構成直接威脅。」因此，外媒機構必須提前做好準備，確保本地同事接受專門的安全培訓，建立明確的危機應對機制。最重要的是，本地助理與國際記者應享有同等程度的保護、支持與尊重。
「萬一抓到我就麻煩了。」回到現實，Ｗ和無數同行依舊在灰色地帶小心行走。他說：「但當我看到報道在海外發出後，想到有自己的一份努力，就覺得很有滿足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