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不少性犯罪受害者勇於出面發聲,帶動台灣MeToo運動浪潮,而《鏡週刊》持續追蹤,揭露校園、舞團、演藝圈內的性犯罪問題。這些報導集結成〈校園、舞團、演藝圈:權勢性暴力與台灣#MeToo運動系列〉入圍2024年第38屆吳舜文新聞獎深度報導獎。
身為《鏡週刊》人物組主筆的陳虹瑾是這系列報導的作者之一。她直言,寫了許多有關MeToo的報導,很多東西是相似的,而此運動帶來的轉變正經歷陣痛。
對於遇到職場性騷擾該如何應對、訪問性犯罪受害者的注意事項、給予想寫這類報導的新人的建議,陳虹瑾也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田間(以下簡稱田):業界當前主要的性別問題為何?有克服或解決的可能嗎?
陳虹瑾(以下簡稱陳):我剛入行是2009年,其實我2011年換路線是因為遇到性平事件,這些事情很多人都不知道。我其實是在跑市議會的時候遇到很嚴重的職場性騷擾,(騷擾者)是同業輩份很高的前輩,可是那個時候才23歲,真的不敢講,我就直接辭職,剛好我們副總留人,他也沒問原因,只有說不然那個兩岸組合有一個缺,妳就跟那個人交換,所以我才去兩岸。
我也是近年,MeToo運動之前,覺得自己有一些能量,這件事情也不能再傷害我,評估了自身的承受程度,才願意聊這件事。我會願意說出來,原因其實是因為後來去兩岸路線上,又遇到另外一個性平事件,是我在派駐中國的時候。我那個時候沒有走性平申訴。
當時騷擾者打電話騷擾我的時候,我就錄起來,傳回台北給一些同業,我就說你們幾個人去跟他長官說,如果那位騷擾者再打來的話,這個錄音檔就曝光。我只能透過這樣子的方式,在那個環境,其實也知道,因為我是年紀最小的,有些東西人家覺得妳小女生就是應該服從、應該乖乖的不要頂嘴,然後跟台商打交道什麼,也會看到有時候同業會被摸一下,她們都會閃躲,我覺得大家有那個意識,在某些時候要特別注意不要被吃豆腐,可是同時覺得那也是工作的一部分,我印象裡面還沒看過當場翻臉的人。
記得有一次有個台商來換名片,他要跟我換,就走過來說:「我要叫你小姐,還是叫小姐?」我那個時候就是杯子放很大聲,砰地放在桌上。我就說:「你什麼意思?」公關就來了,然後他(台商)就還說要換名片,我的名片在桌上,但說(名片)沒了。我覺得那個是我被逼出來保護自己的方式,我大學一畢業中央社招考就考進去,自己的求學成長經驗裡面也比較沒有覺得這些東西(性騷擾)離我是近的。
過了幾年之後,我開始覺得這件事情,因為(外派遇到的)騷擾者在我回來的時候,還是有持續出現騷擾我,我覺得那個是他想要展現權力。後來是《端傳媒》要找辦公室,然後我談到(向中央社租)辦公室,就有同業跟我說要小心,騷擾者跑去那個門前面拍了一張照片,發給一些記者說,《端傳媒》就在這扇門喔。後來就是有一次我進辦公室的時候,我單獨一個人要進去電梯,然後(走廊)很多人,騷擾者就走出電梯,我就當沒看到,可是所有人走了之後,他就手伸過來把電梯門打開,跟我說:「妳什麼時候開張?」我把這寫到社群平台上,可是沒有辦法點名他,因為當下、在電梯空間裡面,我無法未卜先知、我沒有錄音。然後前公司有長官就打來說,(我)再也不回去那間公司是不是因為這個人?我就說對啊。
我覺得某種程度上是我的這些行為,就是比較強烈的表態,其實是很悲哀的保護了我。我要回答你的問題,我必須說,只要有人類存在的一天,這個情況(性騷擾)一定會一直存在,只是說這些人敢不敢這麼明目張膽、這麼肆無忌憚(騷擾)?那個門檻有提高,包括說可能要付出代價。我覺得整體的狀況是沒有到直接一刀切,可是做這件(騷擾)事情要付出代價的比例會提高。
如果你覺得現在還沒有準備好講出來,覺得這樣的狀態比較安全,那就先不要講。
田:記者和媒體在MeToo運動中有發揮應有的功效嗎?
陳:我覺得會有一些轉換,當然是要承擔代價,甚至會有一些反挫跟反噬,比如說在美國或韓國會看到,MeToo運動發生之後,男性主管有些就直接杜絕女性中間主管升遷的機會,或是不跟女性主管一起出差,就是我不要跟妳接觸,就不會有騷擾的事情,我覺得是對性平運動的反挫。
至於有沒有發揮預期的效果?我覺得是會讓預備行為人知道,這可能會需要付出代價,那這個代價可能會影響到工作。
我寫了滿多MeToo的報導,會發現很多東西是相似的,就是你出來講,接下來就是收到傳票,其實我也被告了,然後去出庭,之後不起訴,不起訴之後其實很少人知道,這一切還沒有結束,因為對方其實可以對不起訴結果不服,再提起再議。
我覺得長遠來看,它不是一刀切。我覺得現在是在經歷一個陣痛。
田:講出這些遭遇有無對職涯造成影響?
陳:我覺得會有影響,可能不是直接的。
我覺得小時候的我沒有去回報(騷擾)這件事情,(因為)根本不在我的選項裡面,我覺得那其實就是擔心影響工作。我覺得現在比較敢說的原因,某種程度上可能也是我覺得大家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人,他們會綜合去看。
可能在我比較明確的表態之後,這類事情是減少的,因為就是有一些男性前輩都說,你們沒有看到騷擾者的下場嗎,就是會這樣調侃,可是對我來說其實是減少了很多麻煩。
田:女性同業在職場和工作上遇到歧視和騷擾時建議如何應對?
陳:第一個一定是蒐證,再來我覺得個人的意願其實很重要。
我前陣子採訪伊藤詩織,我覺得她講到的一個概念其實是很universal,不只是給女記者,就是如果你覺得現在還沒有準備好講出來,覺得這樣的狀態比較安全,那就先不要講。
今天假設23歲的我遇到這個事情,我根本就不敢走性平申訴。我回去看我這15年業界人生,我覺得是一個去Empower自己的歷程,還有就是我願不願意承擔代價。
田:現在媒體有完備的性平申訴制度嗎?
陳:形式上是有啦。我待過一家公司,當然他們會有性平委員,就像剛剛講的,有同仁通報性騷擾,公司把加害人叫來問說有沒有性騷擾,他直接說有啊,性平委員當然就會認定有(性騷擾成立),但在行政上面還是可以(走灰色地帶)。
你說機制是否完備,我相信現在應該是史上最完備的時候,可是機制結束之後,會有很多變形。比如說剛剛那個(例子)就是結構之下,他在那邊待久了,可能明年(考績)就拉回來,最後還是爽領退休金。
田:什麼因素讓業界未能真的讓這個機制符合它原本設定的目的?
陳:我覺得有權力者的意志很重要,再來就是法規的規範,是否落實是有關的,那個是由上而下,那由下而上可能就跟工會有點像,我們要去要求這樣。
我一直覺得,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讓報導能被看見。但我慢慢發現,這是錯的。
田:男性同業可為提升業界性平意識做些什麼?
陳:男性有一點點不知道自己該做一些什麼。我覺得有很重要的題目是重要他人(significant others),不只是旁觀者(bystander)這樣,可能很多人覺得自己是bystander。
我覺得當然生理男性有性別紅利太久了,所以他們不會覺得這件事情跟跟他們有關。當然我說的是不曾有加害行為,他們是處於一個不知所措(overwhelmed)的狀態,我現在怎麼辦、我這樣講OK嗎之類。其實還是需要更多的溝通、多對話,還有促進理解。
田:業界女性高階主管增加有帶動環境改善嗎?
陳:我只能說,我看過妥協的人,也看過不願意妥協的人,也看過在權力結構之下曾經被迫妥協,但當她們握有權力之後,更願意出來維護他人的人。
田:業界報導相關事件和議題時最常犯的錯誤或應調整的部分為何?
陳:我最討厭看到的一個標題就是「被硬上」。我覺得「上」那個動詞被使用在這種語境中,非常狡猾,甚至可惡,因為它本身不是髒字,所以看似可以入標,我看到很多農場標其實都會有這個,這個其實是遊走在邊緣的東西。
我現在發現另外一個事情是,新聞機構當然會想要流量,有些人會去詳述一些細節,當然有一些受訪者的論述能力都很強,其實包含很多細節的回憶,很多新聞機構會直接引用。這些引用恰當或是不恰當?我覺得要看論述的倖存者是否願意被這樣敘述或引述。
田:為何會寫較多這方面議題的報導?
陳:回頭來看,我覺得非虛構寫作者都有自己的母題,好像是我遇到的那些事情,在提醒我要注意這樣的議題。但我並不感謝這些事(性騷擾),當然我是女性,我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就是權勢性騷。我覺得我有義務出來,在我可以承擔的情況之下,去做這個事情。
田:訪問性犯罪事件受害者有哪些應注意事項?如何調適聽到這些事件的心情?
陳:知情同意,然後就是會怎麼樣被呈現,會被放在什麼樣的脈絡之下被呈現。還有就是守信原則,可能就會說,我現在跟你講這通電話,我會在你說OK之後才寫
很多人問過我(調適心情)這個問題,我覺得蠻慚愧,因為我的回答都很膚淺,就是我其實是用很膚淺的方式去處理。一開始因為是通訊社的記者,每天要發好幾條稿子,其實沒有時間去處理自己的情緒。我在(香港)反送中也採訪很多遭遇性暴力的人,還有我寫烏克蘭的戰爭性暴力,其實第一時間都是要逼自己趕稿趕完,對於替代性創傷,你根本沒有時間想,就是用意志力壓下去。
我比較膚淺的做法是,反送中那個時候,我其實就是做完一系列報導之後,就是一直看和工作不相關的主題直播,比如韓劇、韓貨賣家的直播。我會(用)毫無關聯的東西去洗掉(不好的感受),其實有些東西後續確實是需要處理。我覺得那些東西其實都會,就是感覺是一直存在。
田:對想成為報導性別議題的記者或自媒體的人有哪些建議?
陳:我可能還不太有資格給別人建議。我還在學習的一件事情是「自己的感受也是重要的」。我大學唸新聞,覺得我可能還是有點太學院派,或是一直抱有「新聞比個人重要」、「自己的時間、感受、生活都是可以犧牲的」這種信念,我看著很多前輩也都是這樣挺過來的,特別是女性。所以我一直覺得,我不重要,最重要的是讓報導能被看見。但我慢慢發現,這是錯的。
專業上面就是永遠都要幫對方(受訪者)想到很多步,還有另外一個是覺得你自己也是重要的,訪談完性暴力議題,你自己也要讓自己可以穩定下來,才能有餘裕走到未來的其他採訪。這個事情我覺得我做得不太好,我老是習慣用理性和專業去壓過情緒和創傷。我還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