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資深媒體人Patrick Boehler
「更加關注需求方，思考我們能怎樣服務，人們才會主動搜尋我們和回流。」
曾在《紐約時報》（NYT）、《南華早報》（SCMP）任職，並帶領歐洲自由電台（RFE/RL）數位轉型，報導作品多次得獎又當過新聞獎項評審的包蟠睿（Patrick Boehler），投入新聞業前在香港大學教過如何報導中國。
包蟠睿也是環境報導聯盟（ERC）的共同創辦人。他之後成立支持媒體和科技公司促進全球網路自由的公司「Gazzetta」。
經過這麼多年的新聞工作經歷，包蟠睿對傳統媒體報導新聞的模式，甚至肯定好報導的依據都有不同想法。他近期來台灣期間，撥空與《田間》聊了對公民媒體的看法，也對如何繼續在中國、香港做新聞給了建議，一再強調新聞要能服務大眾是關鍵。
另外，《田間》每個月會有包蟠睿的專欄，分享他對媒體圈相關議題的不同觀點。
田間（以下簡稱田）：你在電子報《Re:filtered》說「在這系統性破壞（systemic disruption）的時刻，是公民媒體的機會」。可以談談系統性破壞嗎？
包蟠睿（以下簡稱包）：我指的系統性破壞是，我們過去10年思考的新聞模式，就是新聞數位轉型是怎樣的方向，正受到資訊環境改變的根本挑戰。
這有幾項，一個是社群媒體的碎片化。社群媒體平台愈來愈分散，也愈來愈不想當新聞和資訊的傳遞者，意味我們不再能依賴這些借來的受眾進行成長。第二個破壞是，除了社群，還有搜尋。若你想到Google搜尋，它正透過生成式AI進行巨大變化。Google才說要在更多國家擴大搜尋、摘要搜尋結果。反過來看，這對新聞如何被看到有巨大影響。許多人談論看到新聞的危機，因為人們過去10年看到數位報導的模式消失，現在要思考我們能真的做什麼，讓人們看到新聞，而非我們能如何與平台合作進行優化，這才真的是當前的狀況。
更加關注需求方，思考我們能怎樣服務，人們才會主動搜尋我們和回流。我們仍在不缺內容的地方前進，有很多內容，社群媒體會更多，還有更多的平台，也有普遍的內容疲乏，因為有太多內容了，我們甚至更難被看到，同時與愈來愈多的內容創作者競爭。
對新聞工作者來說，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真的能在資訊愈來愈多的生態系統中，一直被看到。
田：在這環境中，我們應如何開始思考公民媒體及他們的角色？
包：關鍵在於，公民的概念是優先思考公眾利益，為了凝聚社會，較不是為了獲利或收益最大化，真的是為了大眾、公眾利益，而我認為在公眾服務有些機會，因新聞業依然相當令人信服，我們只需多思考我們為誰服務、如何服務的策略，因為我們沒有受制閱聽眾，受眾一定要收聽的廣播時代在任何國家、世界任何地方都已過去，所以我們如何以任何方式提升共同利益來幫助人們是當前挑戰。
首先要把新聞的思維真的變成服務，這是現在的挑戰，如何把新聞的思維變成對人們重要的故事，而非假設有一定水準的成品就很棒，就保證有人看。
田：參與公民媒體的人或許通常不被視為「新聞工作者」。我們如何讓人們參與其中，讓21世紀的媒體變得更好？
包：我們經常把部分新聞表現投射其中。例如，電視新聞出身的人會是手拿麥克風在攝影機前播報的印象。像我一樣出身紙媒的人，就與寫紙本有關。廣播新聞出身的人會想到廣播室，喜歡這一切，也喜歡收聽。
我認為把這些不同的新聞形式和在社會追求的目的分開會很有幫助。新聞本身是個行業，不論剪輯影音或寫稿，最終是找到資訊並講述關於此資訊的更好故事。若我們退一步，看看周遭各方面，我們或許已習慣了。我們有特定平台或過去有電視這樣的特定形式，想想我們在人們可看電視，或許會聽些podcast，還能在Whatsapp上接觸的環境。
這些都很好，只是我們想講怎樣的故事，如何講這故事是次要部分。首先要把新聞的思維真的變成服務，這是現在的挑戰，如何把新聞的思維變成對人們重要的故事，而非假設有一定水準的成品就很棒，就保證有人看。
田：如何看待傳統媒體、公民媒體及自媒體的關係？傳統媒體會被其中之一取代嗎？
包：我想所有不適應的傳統媒體最終都會被取代，除非有大金主。但我認為他們在社會也不會有影響力。在這新環境，我想媒體機構還有空間。例如，我們看到現在在美國，很多有影響力的新聞工作者離開大型媒體，開始自己的電子報，收入也不錯。他們離開的實際上是很會不讓他們犯錯的組織，像是他們有編輯進行事實查核、編輯、下更好標題。
我認為媒體機構未來會認知到，引導許多人成功的個人關係有價值，因為他們有自己的聲音，你把他們和一些事及他們的專業連結起來，還有支持他們把故事做好，以正確方式包裝的媒體機構。我想未來的媒體機構知道如何真正投資他們的記者品牌，把記者品牌當成自身品牌一部分，建立共生關係。
田：自媒體也是新聞工作者嗎？
包：為何不呢？這環境中沒東西會阻止別人出版，對吧？問題在於什麼時候會成為新聞業一部分？接著問題會是什麼是新聞業？
對我來說，新聞業有兩個部分，它是個行業，我有特定經驗，也有過特定方式採訪及寫報導、下標題、剪輯影音的訓練，這有效、公平且有品質，但還有思維的部分。我有好奇心嗎？我試著了解別人的想法嗎？我試著讓他們發聲嗎？我一向用這兩個部分思考，因為複製新聞的形式相對容易，任何人可有個廣播室，在講台後或拿著麥克風站在攝影機前發言，可是對世界要有一定的好奇心，才能像新聞工作者一樣，要有意願且真的好奇，試著了解別人的觀點並反映，其他人才能知道正在發生什麼事，以及另一面想法。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要真的了解趨勢，獨立思考正在發生的事並掌握這些趨勢，所以看到當代作品，我會問自己，他們有興趣了解及分享他們得知的東西嗎？或是他們試圖推動某個議題？這是我看到的部分。
田：對新聞成就或得獎的意義有何看法？
包：我得獎感到很自豪，因為感覺做到什麼。但我思考更多，在這領域做更多，我看到更多的是如何打破一般獎項框架。那只是認可成功。其次是，我們讚揚虛榮但沒有真的引起民眾共鳴的作品，這真的有風險。所以我在電子報中建議，真的思考看看，我們能否確定作品有達到怎樣的服務。
我認為我們過度重視大型故事，像是很大的虛榮故事。有點像是媒介在很難辨認什麼是有價值的時候尋求認可，因為過去10年，大平台讓我們有可觸及許多人的幻想，透過Facebook、Twitter（已改名X），現在是YouTube，我們有這些並不精準的精確數據的幻想，即我們可觸及數百萬人。
我們正在尋找一些我們正在做對的事的認可。我想這是新聞獎項存在的理由之一，但要有些反思。我給了些建議。還有，因為可能帶來不健康的競爭。我真的喜歡線上新聞協會的合作新聞獎項。多個新聞機構一起合作一個故事。我們合作為各自的受眾服務，但我們分享知識。還有個社區獎真的很有趣，這是看新聞機構為他們的社區提供資訊，最有幫助者得獎。
比起即時新聞或長篇、短篇或其他形式的報導，我想這是對獎項的另個想法。這真的不是新聞重點。重點是提供的服務。
田：由於局勢變化，如何繼續在中國和香港做新聞？
包：我想很難。我或許能說的是，沒有快速解方，但我認為有機會思考在世界其他地方的作業模式，從中尋找靈感，以及其他地方沒做的。
我想其中之一是，特別是伊朗海外媒體真的給我靈感，他們真的很擅長利用數據。數據新聞是遠端尋找資訊的方法，並創造、轉化成故事，敘述正在發生什麼事。當然數據新聞也能遠端進行，但也有難度，它要有新技術、思考新聞的新方式，可是重點在於真的思考我們能做什麼，不是一直延續政府論述。
俄羅斯流亡媒體很激勵人心，他們會一直取得外流資料，這就有很多可學習的部分，像是如何對待消息來源、如何保護消息來源、如何鼓勵把資料流出、如何確保能用於調查報導等。我認為有兩個部分。毫無關聯是最大的風險，在外部沒有第一手資訊的情況下談論，可預見會是空洞的評論，這會是真正挑戰。
若我必須思考如何在香港做新聞，我會區分兩件事，如何取得資訊，以及是向台灣人還是其他人講香港故事。我想一直都有很多機會用資訊來分化人，尤其是在媒體非常受到管制的地方。沒有太多資訊是人們真正需要的，所以我會聚焦在這部分。
以阿富汗為例，我們有個專案是觀察麵粉和油的價格，這不適用於香港，但是個例子。我們觀察主要大城市場中的麵粉、阿斯匹靈和其他東西的價格，發現通貨膨脹實際上很猛烈。政府媒體沒興趣報導通膨及其影響，還有在哪可較便宜買到阿斯匹靈，以及背後原因。
我會採取這模式，觀察哪些是人們生活中需要的資訊。很有機會，特別是在獨裁、專制的社會中，媒體沒有做好工作滿足這些需求，這個空隙就是獨立媒體機構的機會。
對新聞工作者而言，要真的了解趨勢，獨立思考正在發生的事並掌握這些趨勢。
田：現在人們偏好看短影音，不是閱讀長文。媒體應該改變報導模式嗎？
包：我想到在主修新聞時，有個老師是來自《時代》雜誌的老派新聞人，當我開始寫稿，我很重視我的首篇報導，投入很多心力，但他給在我的報導上畫了很大的叉叉，他說太長、太多字了，還說不是要寫了給人留下印象，而是要服務。這真的來自生於紙媒時代的老派新聞人。
當我們開始要做的事時，我一直回想這件事。我們試著確定這麼做，或把做的事盡量做到最好。隨著格式日益多元的現實，我現在愈來愈認為要真的思考如何讓人消化這些資訊和從中得到資訊。若寫了2000字能讓人討論細微差異，就去做吧。若覺得短影音會是讓人開始討論的方法，或許可考慮一下。也許這是讓人開始討論，接著閱讀長文的手法。
我從一個義大利很棒的新聞機構學了很多，他們的目標是在每天的編採會議上，問自己每天刊出的內容會讓任何人在晚餐時與家人討論嗎。這是他們如何選題和如何做出內容。某種程度上，我們有很多自由，可以做podcast，可以寫文章，可以做任何事，也可有個會談，像聚會，你可做很多新聞的事情。
我真正會關注的是，你為誰服務，以及如何給他們最好的服務，然後從那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