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見】Tania Branigan 專訪
從毛澤東到讓美國再次偉大 From Mao to MAGA
安玲（Tania Branigan）談論文化大革命的記憶、美國可從當年的亂世中汲取哪些教訓，以及中國如何不會被迫遺忘此過去－就算他們想要。
在當代中國，文化大革命（文革）幾乎不會被提到，它卻從未如此重要。當學者長期把毛澤東的暴行與習近平的獨裁領導相提並論時，他們有看到川普（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美國民主中挑起的混亂民粹力量也有相似之處。早在2017年，漢學家白傑明（Geremie Barmé）就把川普和毛澤東放在一起談論，因為他們想造成嚴重破壞，「讓世界陷入混亂」。川普第二任期的首個百日，讓這相似之處變得更加明顯。
為了深入了解文革及其對今日的影響，中國傳媒研究計劃（CMP）與安玲談論此議題。她是英國《衛報》（The Guardian）主筆，曾撰寫書籍《Red Memory: Living, 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China’s Cultural Revolution》。這本書對文革動盪的十年有扣人心弦的描述，並於2023年獲得加拿大麥基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的歷史獎，其為每年頒發給最佳歷史書籍的榮譽。在近期的文章中，曾派駐中國7年的安玲，把「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和文革進行類比。
Alex Colville（以下簡稱AC）：您怎麼想到要寫一本探討文革在當代中國被記住的書？
安玲（以下簡稱安）：我逐漸明確意識到，今日看到的中國都與過去那段時期有關。我和利明彰（Bill Bishop）的一次午餐是個關鍵。他轉寫很讚的電子報《外國人看中國》（Sinocism）。他告訴我，他和太太這次行程目的是找到岳父的遺體，他的岳父是文革受害者。當他們到達他（岳父）被紅衛兵抓的村莊，村民對此事很和善，都記得她的父親，但對於有人尋找他的遺體完全不知所措。他們被問怎麼知道他（的遺體）在哪，因為（受害）人太多了。我在這故事中發現難以動搖的東西，顯示文革（影響）多麼地直接和普遍。
身為新聞工作者，你報導故事，然後下個題目。可是就算我寫不同的事情，像是經濟、文化、政治，我一直覺得，所有事情的關鍵實際上是1960年代發生了什麼事。
AC：您可以詳細說明嗎？
安：經濟上，這個國家走向改革開放是必要的，也可能是因文革，因為它徹底摧毀毛澤東主義。允許個人創業是應對數百萬名年輕人（在文革期間被下放且被迫待在鄉下後）湧回城市的務實作法。他們沒受過教育，以與新學生競爭。
若您想了解中國的藝術，以及（1980年代開始）創造力驚人爆發，這來自於解構、真空，超越8億人只能看8種樣板戲的可怕情況，渴望任何形式的藝術與文化。
政治上，你當然可說習近平收緊管控，是對文革的回應。若你回看他早期當官時，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時，他稱文革是「大民主」，把它說是「大混亂」的來源。基於他的經歷，認為收緊管控的需求和他在文革時的經歷有密切關係，我想這並不誇張。
AC：您認為西方人士對文革常有哪些特別不了解的地方？
安：還是有只是年輕人肆意胡鬧的想法。大家不了解的是，他們可以這麼做，是因被灌輸毛澤東的特定思想。這不只是個人崇拜，也是在製造偏執，是關於毛澤東維護與強化其權力及遺產的企圖。年輕人只有在他的煽動下，才能真的有所行動，只要他允許他們去做。文革為何在後半期（1968至1976年）變得僵化、停滯的原因，只是毛澤東最後認定他受夠了。
我認為另一件事是，文革只能發生在那個時間和地方，我認為歸根究柢，這是關於人性在特定環境和特定刺激下可做什麼。這就是為何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
AC：對，我們看到很多人在媒體上把美國的政治情況與文革做比較。我不清楚您的看法。
安：我認為比較川普和毛澤東真的很有影響力。很明顯人們早在2016年就提過，當我們看到川普開始第二任期，這個論點愈來愈引起共鳴。他的策略更具革命性，與毛澤東在文革時期進入更具破壞性和極權的階段很相似，不像之前受到他周圍的人約束一樣。
世界上有很多強人，大多數有嚴格的紀律和控制模式。川普有的毛澤東風格在於他喜歡破壞與混亂，和毛澤東一樣從中看到機會。川普能夠運用公眾身分和政治情緒，他有能把人們的情緒導向反對體制，以符合他的政治利益。
某種意義上，惡意心態是文革的關鍵，它是關於把分化及仇恨武器化。當我寫書時，讓我揮之不去的是毛澤東曾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然後閱讀Adam Serwer的文章（他是《大西洋月刊》特約撰稿人，曾說美國社會部分被妖魔化，是川普精心策畫的權力遊戲），舉例來說，談論川普和殘酷是目的的事實。這讓我一直想到川普（和毛澤東）相似之處是區分他們和我們，內和外，他完全畫出那條線。畫出界線後，他強化他的權力。你可選出更多的比較，像是他讓自己當甘迺迪中心董事長、透過圖書館來攻擊文化等等。
這顯然不是在複製，沒人在說美國會有200萬人被殺。這是根本上不同的環境，你在一個可制衡的系統中。川普被選上，川普可被換走。但我認為要從中學習的教訓是，毛澤東周圍的人完全意識到他在計畫什麼的時候已太遲了。
_(retouched).jpg){kind=link}
AC：我對於此時和文革做比較感到憂心，因為我不認為能把這個詞和群眾暴力，還有您在書中提及的世代創傷分開來。許多不同歷史時期都有過部落主義、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若您特別提文革，不會讓人更害怕嗎？
安：在中國，我有時覺得文革是中國版的「高德溫法則」（Godwin’s law），即（在西方）網路上的所有討論，最後都會是把某人和希特勒做比較。所以，你知道，文革很容易在站不住腳的立場中被引用。所以我完全理解為何人們擔心或覺得這樣比較不適合。但我必須說，中國有些知識分子自己也這樣比較。我想是川普的冷酷無情，即（他有的）顛覆性混亂特質。這樣的混亂不是川普野心的副產品，實際上是內在本質，也是他獲取權力的來源。
再說一次，這完全不是在說重演文革。這是關於文革可幫助我們更了解當前情況。就算是有選舉、根深蒂固制衡的系統中（是有可能的）。這真的是令人震驚且不安的政治時刻，而我不認為我們完全了解其中的可能性。與文革相提並論有件事非常引人注目。讓我感到有趣的是，許多人開始做這樣的比較，包括潘鳴嘯（Michel Bonnin）這樣的文革學者，白傑明相當早（在2017年）就進行比較。
AC：您認為文革可如何幫助我們了解當前情況？
安：觀察情緒武器化的方式。了解這件事，特別是（美國）共和黨人，若現在不去質疑，就會無法再質疑了。我懷疑有些共和黨人已有結論，已經是（無法再質疑）這個情況了。我們現在看到的政府對行政權的構想，以及聯邦最高法院賦予的（權力）範圍，我希望右派人士能對這些提出警告。這較無關理解，而是關於回應。
AC：我好奇文革能否與現今的中國相提並論。「零確診」時期（2020至2022年）我住在那裡，在最後一年的某些時刻，這個產生文革的政治系統仍能在特定領域走向極端，尤其是當權力集中在一人，大家都擔心自己的時候，這與您先前提到的偏執相同。顯然，這不是200萬人會被殺的暴力程度。但同時，2022年的這些政策，變得跟病毒本身一樣危險。對於「零確診」政策及帶來的傷害也有集體失憶現象。
安：有趣的是，在中國有許多人做這樣的比較。我想部分原因是，COVID是黨過去十年重新主張很嚴格控管的終極表現。過去有黨已從大片文化、私人或商業生活中部分退出。確實（在COVID期間），人們告訴我，他們被居委會盤問去了哪裡、和誰在一起等，所有這些事情對在正常環境的中國年輕人來說很難以置信。那時就有個心態，我們（黨）現在可決定你們做什麼。有人跑進別人家把人拖出來，這事實明確喚起一些人對文革的強烈記憶。
關於遺忘「零確診」，我必須說，（英國）這裡的疫情讓我看到，人們不喜歡記得壞事，這很大程度解釋有關對文革的沉默。英國剛過疫情五周年。這對人們的生活有巨大影響，卻鮮少提及。
AC：對，媒體通常會發布報導，紀念主要大事的周年，但我沒看到太多關於COVID的（報導）。
安：是的，我在寫書時發現一件事，我以為是關於政治控制記憶的書。顯然是關於這件事，但令我驚訝的是，個人創傷在對文革保持沉默部分的影響有多重要。
AC：所以我想我們可概括最後一個問題：若一個社會試著擺脫集體創傷前進，卻不試著記住它，這樣會發生什麼事？
安：我想這樣不會了解事情本身，我還認為這樣會變得更脆弱。這兩樣都在重演，不是徹底重演，因為今日的中國明顯與1966年的中國有非常、非常不同。如同我們談論的，你不會看到文革移植到中國以外的地方，時間上也不會。但我認為另一件事是，人們不了解它留下的深刻傷痕，這對我來說，就是為何與心理治療師聊聊真的很重要（他們與個人的私人談話曾探討遺傳性創傷通常源自於文革時期發生的事）。不過為了這本書而訪談的對象，他們的創傷程度也很明顯。有些個人層面的小事，像是王西麟（安玲的書中一位受訪者，他被迫參與多場表演性審判，遭到嚴重毆打到失聰）提到，當他朋友在街上叫他名字時，他會跳起來。因為這讓他回想到，在批鬥中等著自己的名字被叫到，成為下個受害者。
但我認為從更深層、更深刻的程度來看，人們無法信任。你有一整個世代被教育不能相信一切。這不是你不能相信陌生人，你不能信任你周圍的人。此外，一位心理治療師告訴我，你知道，你之後或許會在火車上和陌生人談論此事，絕不會在工作場合與人談論，你可能甚至不會和你的家人說。所以我認為信任帶斷裂是很重大的事，但仍未被處理。說出來的恐懼。認為言論本身對人們開放的想法基本上是危險的。一位文革倖存者告訴凱博文（Arthur Kleinman），他試著像米飯一樣平淡無奇，「吸收周圍的味道，自己本身不發出味道」，這是最安全的事。一位心理治療師說，他們愈來愈佩服那些倖存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