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What's Up》創辦人Cherian George
「我認為新聞工作者有責任培養關注這世界、對這世界有興趣的青年或年輕人。」
雖然現在的新聞媒體相當多元，但都是以大人為主要受眾，提供兒童、青少年看的新聞媒體相對少之又少。不過2003年創辦的新加坡兒少月報《What’s Up》，就是專為兒少打造的新聞媒體。
《What’s Up》是由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 Times）前記者、現任香港浸會大學（HKBU）新聞系教授施仁喬（Cherian George）和身為兒童發展專家的姊姊Mary George共同創立，且表明「價值觀出發的新聞」是編輯團隊核心要務。
不同於其他媒體公司的兒少媒體是子品牌，《What’s Up》是獨立兒少媒體，內容包括烏俄戰爭、貿易戰等較嚴肅的議題。施仁喬認為，若提供選擇，兒童和青少年可能會對這些議題有興趣，「不要低估他們的興趣和關心世界的意願」。
與《田間》的訪談中，施仁喬分享如何挑選、撰寫議題，以及其中想傳遞給兒童與青少年的價值觀。他也談論人工智慧（AI）對兒少媒體是否有幫助。
田間（以下簡稱田）：創立《What’s Up》的動機和目的為何？
施仁喬（以下簡稱施）：這實際上是很個人的原因。我有專業新聞背景，但之後離開。當我進入學術圈，仍想做些與新聞相關的事。
當時是2003年，我的姊姊再找專案。她的專業是兒童發展，是位心理學家。我們就想何不結合我們的經驗和知識，製作給兒童的報紙。我給新聞專業，我姊姊提供兒童發展專業。這就是我們如何開始（做《What’s Up》），所以其實像家族事業，一個小型家族事業。
雖然（規模）很小，沒投資者，但我們很幸運。當我們聯絡新加坡的學校，告訴他們這個想法，那時約有10間學校願意訂閱，就算當時沒有樣本給他們看。所以一些學校有要給他們學生看時事的需求，給那個年齡層看的時事報導。
之後我們當然有成長，但想法最初是2000年萌生，可能那時是個好時機，（現在）這證明是個有韌性的想法，且有意義。基本想法是為了那個年齡層，其實不是青年，甚至更小。大部分的讀者是9至12歲，這（年齡層）是心理學家稱的中童期（middle childhood）。
他們還不是青少年，小於9歲，可能是只想玩的孩子。他們不應對這世界有太多擔憂，你不想世界上發生的事去煩9歲以下的兒童。但在9至12歲之間，我認為他們在聽大人的對話。他們會看電視上、新聞在談論發生何事。他們對正在發生的事有模糊認知，不管是川普（特朗普）在美國做奇怪的事或在加薩的戰爭、在烏克蘭的戰爭。他們很可能對這些感到好奇，但他們不像青少年能了解正在發生的事，所以我們想透過閱讀報紙來填補這個非常明確的空缺。
如何告訴兒童有關大人世界中，他們已開始知道的事，並讓他們了解，這是我們的使命。
田：如何挑選議題？是兒童或青少年有興趣的，或由編輯部決定，還是也有考量家長想法？
施：每個月出版內容約有20至25篇內容，約5篇硬新聞是身為編輯的我們認為是今日世界重要大事，我們的職責是至少讓兒童讀起來安全些。雖然這些議題看起來與孩童沒有真的有關。有些內容仍是硬新聞，但也自然地吸引孩童，像是澳洲禁止孩童用社群媒體，這顯然是個有趣的議題。
我們有確實知道孩童會喜歡的內容。我們今年正在做一系列受歡迎的卡通角色，每個月會專門討論一個角色。我們當然會評論動畫電影、運動。所以少許內容是身為編輯的我們知道很重要，並試著讓它成為單一報導，大多數是新的議題，但我們覺得會自然地引起孩童興趣，還有些非常軟性內容，通常是娛樂、運動、藝術、文化等。
我們如何知道孩童喜歡？最終教師很重要，只要他們繼續訂閱，代表他們覺得我們要提供服務。我們當然也有投書版，有2頁。大部分是回應我們的內容，經常是關於較嚴肅的議題，所以我們知道至少有些人肯定它（《What’s Up》）。
我非常確定多數家長了解我們在做什麼，但每年會收到2、3件來自家長的批評，通常帶有強烈政治觀點，他們不同意我們設定的標準。就算我覺得我們很平衡報導，還是有美國人來信，用強烈字句說我們太挺巴勒斯坦，指控我們試圖灌輸孩童想法。我們有時批評他國領袖，有的家長會感到不安。如同我所說的，我們透過新聞來交流價值觀。事實是有些領袖沒有好的價值觀，我們不因他們是總統或總理就不談論，或假定他們不好。
我們很久前，可能是2015年或其他時間，大概是俄羅斯侵略克里米亞（Crimea）時期，我們當時的標題好像是世上最可怕領袖之類的，這是大人看的媒體不會做，或有時他們認為太武斷的事。可是我們覺得並非如此，對我來說是單純敘述。這不是主觀，因為很多國家害怕（俄羅斯總統）Putin，為何不稱他是位可怕的領袖？孩童能了解這些簡明用語。這非常坦率，所以為何不（這麼寫）呢？
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是基於證據、客觀，我們不想添加內容，這是媒體表現出錯誤客觀，試圖看起來中立的模式。對我來說，證據在這，且非常清楚，我們就要非常簡明、用簡單敘述告訴讀者，這是錯的，這是對的。我們認為這才是方法，但如我所說，有大人對此感到不安。我要強調，這只是很小一部分，每年只有2、3人批評，我想我們主要的客戶學校顯然相信我們的判斷。當有強烈理由時，我們才會具批判性。我們的價值觀也非常明確。
通常對這年齡層有個錯誤寫法，以為這些孩童不會注意、沒興趣，娛樂是唯一方法。
田：如何撰寫給兒童看的新聞內容？
施：事實上，許多在大人看的報紙工作數年的有經驗記者，發現要調整寫法非常、非常難。我們大部分的記者沒有太多新聞經驗，因為我們發現很難讓他們調整。
通常對這年齡層有個錯誤寫法，以為這些孩童不會注意、沒興趣，娛樂是唯一方法，所以都是很色彩繽紛、非常、非常短的內容，大概100字，還有漫畫、明亮色彩等等，用得很孩子氣。我們其實不相信這樣的做法，因為我們的理念是，我們必須、想要用尊重的方式對待兒童。我們尊重他們是有好奇心，若我們給出選擇，他們可能會有興趣讀500、800字嚴肅題材的年輕人。
我們相信通常他們不會只看卡通或小說。實際上也沒大人用他們能了解的方式寫給他們看。我們怎麼做呢？有些事件要更直接了當（敘述）。救援太空站的太空人是個例子，孩童容易懂這內容，因為有明確的事件主軸。我們確認這內容不用太多技術細節，不用太多科學行話，只需要一些科學用語，確認我們向他們說明清楚。
這是最容易寫的類型，最難的是解釋選舉、戰爭等。你要如何解釋貿易戰？對於這類事件，其實非常、非常有挑戰性，我認為難在，或相對上思考明確的事件核心很有挑戰。我們沒有試著告訴他們所有選舉如何進行的技術細節或貿易戰的不同面向。這沒效益，也沒必要。10歲小孩不需要知道有關這些事的一切。
我們想了解甚麼是事件核心，以及如何適當解釋。會有想要孩童從中了解什麼的許多想法參雜其中。以貿易戰的例子來說，我們想傳達簡單的想法，首先想向孩童解釋貿易極度重要，這是第一點。我們都依賴國外的東西，特別是像新加坡這樣的小國，台灣也是，但新加坡比台灣更是如此，我們依賴外界。如果貿易被封鎖，我們沒有太多必要物資，價格或許會上漲。這些是簡單想法，然後我們以非常簡單的用語解釋為何川普（特朗普）想要增加費用，讓貿易成本變多。這些費用稱為關稅，我們解釋關稅，我們認為無法避談關稅，就必須解釋，否則整個內容沒邏輯。
我們解釋為何他（川普）認為這是個好主意，因為他認為美國被不公平對待。我們認為孩童了解公平，所以這是位總統打擊對他不公平的國家，他想要修正，然後我們解釋怎麼會有反效果。我們確認想要敘述，幫助他們（孩童）對在發生的貿易戰有些認識的3個重點。
關於像是加薩戰爭，我們花了很多時間思考對話。別試著說服孩童以色列或哈瑪斯（Hamas）是錯的。我們解釋一點歷史，但主要還是我們想傳遞怎樣的價值觀和想法，其中一個是儘管有些國家交戰，重要的是讓平民安全，這是重要價值觀。我們解釋一點《日內瓦公約》（Geneva Conventions），這連戰爭都有規範到，所以我們可試著向他們（孩童）解釋連戰爭都有法規，其中一條必須不讓平民犧牲。
我們也解釋不成比例（disproportionate）的概念。我們舉例說，若有人在足球賽嚴重犯規，什麼是符合比例的懲罰？可能是罰球或球員下場。不成比例的懲罰則是去打他的家人。我們用比較的方式去說明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行為被指控不成比例。
這非常、非常有選擇性，且有明確解釋。我們在這些內容中強調，我們不是一般知識刊物。我們不想只談實情，而是想強調價值觀。我們認為這些價值觀從小開始建立，像是尊重他人、照顧環境等。
田：《What’s Up》提到的「價值觀出發的新聞」（value-driven journalism）是什麼？哪些是孩童閱讀此報紙要獲得的重要價值觀？
施：我們2003年創立以來從未改變此聲明。我們從未被要求修改或增減。
這是對我們自己的提醒。就像我說的，在《What’s Up》（報導）的基本內容中，我們或許只會有5或6篇硬新聞。我們不是無所不寫，我們要篩選，因為每個月約納入全世界25件事。我們如何篩選？我們的價值觀就是方法，代表我們會挑選我們相信支持我們價值觀的議題。
舉例來說，若我們選擇災害或戰爭等負面新聞，我們的價值觀之一是提升韌性。世界是個相當駭人的地方的事實，我們對此非常、非常謹慎。連大人都覺得看太多新聞，有時會覺得沒有重點去關注，這令人沮喪，從心理學來看，消化太多新聞有時是創傷，甚至更糟，讓我們躲避，讓我們覺得只顧自己和家人，不用管這個世界，因為這世界沒有希望，大人的想法會影響孩童，所以為何韌性對我們而言是重要的價值觀，培養我們都是這個世界的利害關係人的想法。所以就算報導負面新聞，我們總會期待人們試著解決問題。
我想主要是個指引，像是媒體責任的所有形式。這是個向我們的受眾，包括教師和家長發出的邀請，你們若看到我們偏離我們的價值觀，你們應批評我們，或告訴我們。該這麼做，對吧？我們基本上是這樣運用這些價值觀。重要的價值觀很明顯，像是環境管理，對像是新加坡的多元國家來說，多元文化極為重要。
對我們來說，我們非常強調東南亞和亞洲，我不認為現有的AI模式足夠關注我們區域。
田：是否有與教師合作把《What’s Up》當成教材？
施：我們一開始定位為上課資源。這不只是給孩童，還能用在課堂上。我們每個月有備忘錄和活動。你可看到有個分開的網站，這是給教師的。這個網站包含所有給教師或家長的資料，下載並用於課堂上。每個內容都與《What’s Up》報導的議題有關。
通常每個議題我們會有約10至15場活動，這些會涵蓋不同學科，有英文、數學、社會等，也會分等級。這當然是為了吸引教師，因為我們一開始就知道，只是說並不足以說服教師，他們想要（報紙內容）能夠融入到課堂教學，這也是閱讀很重要的一部分。
我們也很明確，不只是有興趣以很直接的方式幫助孩童，助他們考試有好成績。我們不會試著重出想幫他們考好試的課堂作業，所以這點有些不同，我認為測驗是為了增進他們對不同學科的了解。
田：有工作坊讓孩童當記者嗎？
施：沒有。我想這是不同的兒童媒體形式，我們沒這麼做。如果有孩童有興趣，我們會請他們寫報導，但非常少。
我們只有投書，這是我們可做的。這（《What’s Up》）不是孩童協助，而是為孩童（產製內容）的報紙。這也不同於許多兒童刊物是大人刊物的子產品，主要目的或目的之一是增加母報，或刺激主要報紙的銷量。
在新加坡，我們的主要競爭者是《海峽時報》的兒少刊物，分別是給小學和中學生看。兩者都比我們晚創立，我們是第一個，他們之後成立，跟我們競爭。他們（規模）當然比較大，因為有很多資源。
田：人工智慧（AI）工具對兒少媒體有何影響？
施：我們唯一鼓勵我們的撰稿人是用AI工具來評估內容的易讀性。我想很少有類似作法，我們是用「Readability」，它會看完文章後給分數，標示出太難的段落。對於不同等級，它用不同的心理測量來評估易讀性。
我們鼓勵我們的讀者、記者用它來簡化寫作。它不會建議修改，指示標示出難的部分，要不要修改取決於撰稿人。我們產量不大，不是每天要產出數百篇文章，就算AI相當好，（對我們）用的意義在哪？依靠人類來寫更容易、更可靠。
我對AI不抱希望的另個原因是AI依賴既存的知識庫，對吧？那是它訓練所在。我想這主要是西方關注。對我們來說，我們非常強調東南亞和亞洲，我不認為現有的AI模式足夠關注我們區域。我不認為這會發生，也沒期待。
我有AI製圖的經驗。從我們的報紙可看出，我們非常認真看待圖片。這也是不抱希望，因為（AI製圖）真的相當差。舉例來說，我們有很強烈的峇峇娘惹（Peranakan）文化，這是東南亞混合文化之一，在新加坡是很馬來西亞的用語。馬來西亞、新加坡了解峇峇娘惹料理、藝術和文化，我們了解那代表什麼，這很在地。我當時用AI生成峇峇娘惹藝術及文化的圖片，卻一直生成中國人或其他內容。
更令人苦惱的是，我曾想敘述兒童習慣做的事、兒童教育，或許科技或藝術等，問題在於很難找到亞洲兒童的圖片，通常都是西方兒童，當然我們想要我們的照片更能辨識，所以想要亞洲的（兒童）。我一直對AI下指令，生成亞洲學童或青少年圖片，要日本漫畫風格，結果一直給我色情圖片，因為演算法只想到這個，若是日本漫畫，又是亞洲青少年，可能是想要穿著學生服的翹臀女孩。AI一直生成這樣的圖片給我，這是AI現在不好的部分。對有特別需求的人，我希望（AI）很快能變好。
田：會給想要從事兒少媒體工作的人哪些建議？
施：我們學到的第一點是，非常認真地對待這些非常特別的受眾，不要低估年輕受眾。
就算只有10歲，不是他們的錯，因為我們尚未埋下種子。我認為新聞工作者有責任培養關注這世界、對這世界有興趣的青年或年輕人，不要低估他們的興趣和關心世界的意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