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中國Z世代談自媒體改變閱聽習慣
明顯看到20年間的變化與退化，在想人類的閱讀能力到底會退化到什麼地步？
邱新博：（前）政治／外交記者，現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國際研究與外交研究生。關注國際關係之餘，仍然放不下美麗的島國的媒體發展趨勢與政治政策變化。
隨著科技的不斷創新，也為人們的閱讀習慣帶來了重大改變，從長篇的文字閱讀到圖文閱讀、再到影音；此外，這些閱讀習慣的改變速度不是五年、十年，而是變得越來越快。
近年興起的短影音（短視頻）再度改變大眾閱讀習慣，人們看影片的時間與耐心越來越短，而創作者追求的，是如何在數秒內抓住閱聽眾的眼球。
在這樣的環境中，街頭訪問（街訪或街採）節目在中國被視為初入行自媒體從業者（博主）簡單好上手類型之一。街訪是新聞媒體，尤其是電視台常用來詢問「民意」的方式，主要是蒐集不同群體對同一事件的看法，而台灣的YouTube頻道「哈哈台」（HahaTai）、社群平台「Dcard」都以自身獨特的街訪節目，成功吸引大批觀眾，在中國也有不少人觀看。
波米、考拉、方老太三位來自不同城市的中國Z世代，基於工作考量，與《田間》編輯團隊確認後，以化名方式受訪，談論各自對自媒體和傳統媒體的看法。
來自上海的方老太表示，這類街訪節目在抖音與小紅書上很常見，自己則是2019年在小紅書上，刷到從YouTube「搬運」的哈哈台、Dcard節目片段，從而開始關注，甚至會「翻牆」到YouTube頻道看完整版。
「搬運」在中國網路用語是指跨平台轉載、複製他人作品；「翻牆」則是透過虛擬私人網路（VPN）瀏覽被封鎖的網站。
兩岸街訪節目大不同
方老太說，小紅書上也有很多中國的博主在製作這類街訪影片，然而製作方式卻有很大不同。他指出，以上海來看的話，此類節目的博主企劃內容都是觀眾導向居多。他以與哈哈台風格類似的「好叫好伐」（上海話翻譯：別鬧了，正經點）為例，「如果今天要訪的題目是約會軟件（軟體），那就只會找年輕人問，設定是要訪問被裁員的人，就只會找被裁員的人」，完全是先設定好觀眾取向，再去製作觀眾喜歡的話題。
方老太認為，台灣的街訪節目不同，一樣的話題會找不同年齡層、不同的人來詢問；主持人與受訪者互動氛圍比較融洽，這點與中國的博主完全不同；而在上海，就算有主持人穿梭在弄堂之間，要找到願意互動且回答較為新潮與辛辣問題的人也不多。
波米與方老太看法類似，但他表示，在2023年的時候，做街訪的博主突然變得很多，甚至有很多主持人是到大學校園中採訪，「問一些辭不達意，非常蒙太奇（Montage）的問題；不去注重受訪者的回應，而是剪輯得很破碎，呈現出非常離奇的氛圍」，但這類型的校園節目也只是一波熱潮，現在減少許多。
波米也提到，這類型的節目主要在上海居多，「因為熟悉網路文化新潮的年輕人，以及新潮的中產階級，他們是相對中國別的媒體環境的話是『敢講的』」。
這樣的流行是否讓身邊的同儕，甚至自己想要從事自媒體節目製作？方老太與波米不約而同地回道，身邊的確有很多人想要投入這個行業。「做網紅或自媒體是一個更輕鬆地實現自我價值或讓人看到的工作」，方老太稱，所以才有句話說「人均都是小紅書博主」，就算只有十幾個粉絲，也可以說自己在做自媒體，但這也沒有錯，不論投入的金額多寡，都有人要去做這件事。
波米則提及另外一個原因，是這類的節目可以讓自己的表達欲找到一個出口，或在生活當中表達嚴肅的觀點，比如說在講一些很誇張的話的時候，家人朋友會覺得幹嘛說這些？但放到自媒體上，則會吸引到同溫層，進而形成社群，在粉絲量衝高後，吸引到一些廣告、代言做業配，從而賺錢獲利。
做自媒體真的很好賺？
談到這裡，不禁讓人好奇，在人人都可以博主的自媒體競爭中，這些頻道要如何營利？畢竟彈幕影片分享網站「嗶哩嗶哩」（B站，Bilibili）與小紅書跟YouTube不同，分潤機制較不透明。
有製作自媒體與街訪節目經驗的考拉表示，流量大的博主主要依賴甲方給予的廣告或業配為最大收益來源，或是自己在頻道中開設店鋪販賣商品，但開店舖的話，平台會收契約金，開了店鋪後能不能平衡收支，就要看博主自己的經營狀況。
致力於LGBTQ+推廣的考拉也談到審查機制，直言小紅書的審查非常讓人摸不著頭緒，每天都有新的關鍵詞加入審核，一開始覺得是很好的傳播平台，當平台發現趨勢上漲後就收縮了。他表示：「最讓人頭痛的一點是黑箱操作，平台不會讓你知道發的帖子（貼文）有沒有發出去，還是被屏蔽（封鎖），常常發出去後，以第三方視角看就不存在；測試的方法是把帖子轉到另一個帳號上，再用另一個帳號去檢視，讓人要花很多力氣去驗證是否有通過（審核）及發布成功。」
在追求流量與廣告置入的環境中，考拉說，這導致很多博主的（街訪）問題會比較獵奇，或是具有侵略性，比較有互動的話題會比較有流量，或是有對於女性，甚至挑戰情侶感情的問題（比如詢問出軌）等，造成評論區（留言區）中強烈的厭女情緒。
還有一種是用英文去測試當地人的英文程度。考拉稱，中國人非常在意一個人講英文有沒有口音，這種影片會引發的情緒效應就是批評口音的言論，讓他看的時候會有負面情緒。
談到這類節目流行的原因，考拉表示，相比其他自媒體內容，街訪是比較容易上手的類型，找到噱頭去問就好了，有台攝影機就可以上街訪問，並且容易挑撥情緒，很容易在一開始就吸引到博主想要的流量。此外，從外部平台「搬運」節目的邏輯也一樣，出發點都是以流量為主。
「當然，敏感議題是不會碰的，比如政治。」三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地給出一致的答案。考拉補充說，短影音的流行不只在自媒體頻道中，就算在一般民間機構或是學校，也需要用短影音去招生、做流量推廣，進而實現商業價值的轉換。2018年大學畢業並看到現在趨勢的考拉感嘆道，短影音博主中的少部分成功案例也影響到部分年輕人的價值觀，認為短影音很容易賺錢，且一賺就是賺大錢，讓很多人開始覺得正規的教育與工作不重要。
多數的新聞來源都是在社群媒體中閱讀，甚至放棄看議題嚴肅的硬新聞，原因是來自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
考拉也提到，很多人投身自媒體事業，做正經的內容或做「擦邊」的內容又不一樣。他舉例稱，有女性博主經營彈古箏之類的直播沒有流量，沒有吸引到很多觀眾，但她有天發現做一些「擦邊」的內容可以吸引到很多「抖內」（贊助）跟男性用戶，自此她的直播內容完全改變，這樣的影響也很可惜。在中國網路用語中，「擦邊」是指影片內容帶有性暗示，以此吸引觀眾。
閱聽新聞方式已改變
在社群媒體蓬勃發展與短影音大量產出的環境，方老太、波米與考拉的閱聽習慣也出現改變，多數的新聞來源都是在社群媒體中閱讀，甚至放棄看議題嚴肅的硬新聞，原因是來自於對傳統媒體的不信任。
方老太認為，現在在中國，自媒體的使用特性已經取代傳統的媒體閱讀，因為就連官方的新聞媒體也有專門的小程序（不用下載安裝即可使用的應用程式）可閱聽報導內容；但是到了海外就不同，因為傳統媒體的訊息量還是很大，加上任何國家的風吹草動都有可能跟自身的權利相關，所以閱讀習慣完全不一樣，會去關注傳統媒體、公信力高的媒體的報導。
方老太還說，自己目前的閱讀習慣是先看權威性媒體，再用社群媒體看「民意」，社群媒體變成一種輔助的角色。
波米則有不同的用法。他表示，在中國時沒有人會看傳統媒體，自己則是不看包裝過的新聞；自己和同儕朋友更傾向於看自媒體上的消息，有些可能只是微博上的帳號發出來的、未經證實的消息，然後再翻到牆外驗證是否為真，或是完整的事件，「總覺得這種信息（訊息）的可信度更高，有時還值得炫耀呢。」
到了海外之後，波米說就沒有這個習慣了，「在跟外國同學交流的時候，他們好像對於獲取新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對我來說就是會覺得：『咦，這些在哪裡看到的？我都不知道。』」
波米補充道，自媒體談論的時事議題是介於看與不看之間，更傾向於聽Podcast，不管中文或英文。至於為何是聽Podcast，波米說：「因為跟別的媒體比較起來，中國的Podcast是相對審查比較少的渠道（管道），因為受眾不多，不會放很多審查力氣在其中；話題也可以接觸到比較敏感的議題，甚至新冠疫情（COVID-19）流行期間，可以直接批評這些事情。」
考拉則表示，自己不看傳統媒體，因為「不會報導真正的新聞」。另外，他在新冠疫情流行期間讀政治或相關新聞時，產生了「政治抑鬱」（因政治事件誘發的憂鬱）的情緒，是另一個不看政治新聞的原因。
考拉說，目前會看的資訊都以自身所關注的議題相關為主，比如LGBTQ+或是海外華人的獨立媒體，從微信的公眾號之中尋找優質內容是另個方式。
考拉解釋，微信的公眾號是流行比較久的媒體閱讀（管道），大概從2014、2015年開始，且在審查機制上，也不會像在小紅書，無時無刻被審查員盯著；微信公眾號的審查運作方式是，除非提到敏感字詞，或是獲得極大流量、輿論迴響後，才會有人介入。此外，微信公眾號是在發布時就可以備份，也成為第一代流行的社群媒體閱讀媒介，當時很多人靠在微信公眾號發布內容後成為網紅，「但現在已經飽和了」。
即便如此，微信也在趨勢下推出影音號，搶進短影音市場。「以前大家都說中國人不再有長篇閱讀的能力，發展到都看圖文的帖子（IG 、小紅書），到現在變短影音，明顯看到20年間的變化與退化，我都在想人類的閱讀能力到底會退化到什麼地步？」考拉說道。
考拉亦稱，在短影音炙手可熱的現在，很多傳統媒體投入製作短影音，但只要是為了在極短時間內抓住觀眾眼球，導致很多選題會把搏眼球（吸睛）的事件放在前面，「喪失了新聞原本的嚴謹性、真實性」，這是媒體與閱聽眾需要反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