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那些報導海棠事件的中國記者
「做敏感報導很特殊，有點像我們一起完成戰鬥，一起想怎麼保護好自己。」
「這篇文章發出去之後，後台資料馬上就破萬了，熱度有一點超乎想像。我們才意識到，它在女性群體中是非常被重視的議題。」2024年12月9日，《水瓶紀元》在微信公眾號刊出的報導〈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創作頻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關注及報導「海棠事件」的中文媒體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線上文學城」，是提供各類文學創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間情誼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國安徽省績溪縣逮捕人不在其管轄區的網路作者，罪名是「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
《水瓶紀元》編輯彈彈認為，這是首次發生大規模「遠洋捕撈」海棠作者情況，整體氛圍傾向於息事寧人，所以報導的媒體不多。另一家有報導此事的媒體是搜狐新聞的極晝工作室。「遠洋捕撈」在網路用語的意思，是指一地的執法機關到不屬其執法轄區的地方抓人，此舉的正當性備受質疑和批評。
《水瓶紀元》報導上線後，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刪文，這期間已有許多人轉發，甚至幫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轉發者告訴彈彈，那則貼文的瀏覽量破了百萬。
撰寫這篇報導的記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傳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時，就關注此案，但遲遲沒敢跟經常合作的單位報題，「我主要跟非虛構寫作的媒體合作，但感覺她們不會通過這個選題，所以一開始先關注著，沒有報題。」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紀元》在找記者合作海棠報導，她主動聯繫她們，才著手報導。
作者拒絕採訪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聯繫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覆，轉而嘗試聯繫海棠讀者。受訪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讀者身份接受採訪，有所信任後，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訪，也幫忙詢問其他受訪者、提供相關資料。報導揭露判決書上的證人，與中國安徽省績溪縣公安局一位職員重名，這一線索就是來自小竹。「我不確定是她本人查出來，還是圈子裡有人查出來，在要發稿的那一週，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們對記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開始沒有給我（判決書），或者說她們有想公開的時機。」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訪者，一開始是猶豫受訪的，其中一個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記者來聯繫，卻沒有下文。她們以共享文件方式進行筆訪，紫雨林表示：「我把問題都列進去，但等了一週，裡面一個字都沒有，我以為她要放我鴿子。」結果是晨晨每一題都思考許久，回答詳細，甚至從上千張照片裡，挑選相關材料，提供給紫雨林。
「為什麼能說服到她們兩位受訪，跟她們對於媒體的認知有很大的關係。她們覺得，發生這麼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紀錄。」紫雨林說。
小竹協助聯繫的作者拒絕採訪的理由，除了因為這些作者年紀都很年輕，第一次遇到這種事，傾向保守以對，也因面對高額罰金的經濟壓力，有些人期待會給予受訪費用，紫雨林表示：「一開始我有點生氣，我冒風險做報導，為什麼還要倒貼錢呢？」
「但平靜下來後，我感覺我們站在不同位置看這件事，記者是用公共價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說：「記者的職責是通過報導，盡可能整合資訊、披露資訊，然後引起輿論的關注。」
報導刊出後，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訪時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資訊，她事前並沒有告知她們，「她怕說了，那些作者不會讓她說。她認為，這件事有必要公開。」幸好，相關作者讀到報導後，沒有不悅或不安，反倒肯定報導撰寫的立場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為我這篇報導相對中立，或者說那些作者可以接受這樣的立場。也看到報導出來，她們沒有受到危險，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們的處境，會給打賞之類的，有改變她們的處境。可能也讓她們對媒體的認知有改變吧，覺得是可以幫到她們。」
紫雨林為《水瓶紀元》寫的報導發揮了作用，後續也有越來越多作者願意接受媒體採訪。但她一再強調，能促成這個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結，包括被刪文的時間差和多人轉發，「如果報導一出來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會再說話了。它沒這麼快被打掉，還有很多大V轉發。」
公開發聲才能保護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臨第二次抓捕情況，這次是甘肅省蘭州市警方進行遠洋捕撈，到了6月，此話題已在微博熱議，多位律師在社群平台公開表示，願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獨立媒體《WOMEN我們》隨即也代為發布〈海棠當事人問詢應對手冊〉，並在文中補充強調，接受媒體採訪是在維護自身權益，「不要懼怕發聲，要為自己據理力爭。」
接受媒體的採訪是正常的事，因為公眾對發生了什麽有知情權。不要懼怕發聲，媒體的關注會引發大眾關注受害者的境遇，減少污名化的傷害，大概率可以讓公權力更謹慎的對待案件。當然，在接受採訪時也要保護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護隱私信息等。你可以選擇專業的媒體接受採訪，通過搜索記者和媒體的過往報導進行判斷。
「我們認為，承認信息權是我們平台的基本價值觀。」《WOMEN我們》編輯于長夜向《田間》說明決定發布手冊的主要原因。他說，在2015年之前，接受採訪仍是一種普遍信念，相信「公開」就是一種（保護自己的）武器，如今許多人不這麼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嚇，那並不是民眾或媒體的問題，但「不說出來，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
國中（初中）時期就接觸耽美文化，這次為《水瓶紀元》報導第二波抓捕的記者甄無羽解釋，隨著案件開始進入庭審，作者們意識警方審訊所承諾的「不會有事」出現變化，處境越來越不樂觀，於是紛紛「發帖」自述處境，希望社會輿論能影響大眾正確看待事件，包括律師、學者、讀者和一般大眾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針對其中的法律、社會文化問題，進行知識科普和討論。許多律師也紛紛行動，援助作者，這正是此次報導的轉機所在。
台灣成不能報導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發生時，甄無羽便在微博私訊作者，想報導她們的處境，「但當時我還在機構（媒體）內，尺度不太允許，我報（題）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無羽當時的主編對於耽美作者案件並不陌生，但她立刻識別到這題的敏感點在於，海棠文學城的伺服器設在「台灣」。
另一位參與報導的記者島眉淡也曾向任職媒體的主管報題，「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麼。」由於伺服器在台灣，主管直接誤解那是一個有關政治的網站，「當時我跟他解釋，裡頭是女讀者看的小黃文，他說『肯定不是』。」主管認為過於敏感拒絕島眉淡的報題。
「蘭州這次，《財新》和《南方都市報》也都有發，但報導角度把它當成個案去報導，盡可能規避一些東西。比方說，海棠是台灣網站這點，只當作背景資料補充，不與案件連結一起。」甄無羽認為，目前的海棠報導，不管出自於中國境內還是海外媒體，都沒有探討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應該承擔的責任等等。
有關海棠的伺服器架設在台灣的說法，這點難以查證，但《田間》試著確認該網站與台灣龍馬文化公司的關係，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運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網站歷史，發現該網站於2014年8月成立時，名稱為「龍馬文化線上文學城」，聯絡電話與龍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紀錄顯示，該網站已改名為「海棠文化線上文學城」，連網路書店名稱也是從原本的龍馬文化改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網站上公布的會員規章及隱私權規範中，最後一條明文：「因約定條款所發生之訴訟，以台灣雲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龍馬文化公司登記的地址同樣在雲林。
《田間》曾致電龍馬文化公司，當時無人接聽。9月21日，《田間》團隊前去雲林，不只找到該公司門牌，再次撥打電話時，意外地有人接聽。對方表示是龍馬文化公司，並稱已沒再出版書籍，現在小說內容只能線上付費看；當被問到要在哪個平台看時，對方沉默數秒，沒有明確回答；追問是否可在海棠看時，對方給予肯定答覆，也確定該公司還在運作，隨即結束通話。
不過《田間》當時僅確認了海棠為龍馬文化公司營運，沒有機會進一步詢問海棠抓捕事件的相關問題。另外，龍馬文化公司曾於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絕對侵佔》。天一是中國耽美小說作家，當時因印製作品販售，被安徽蕪湖縣警方依「製作、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後被蕪湖縣人民法院判決坐牢十年
對當事人影響是首要考量
甄無羽強調，難以通過報題，除了因為涉及「台灣」，也與海棠文學城涉及性別議題有關，她直言，2020年以前，報導耽美事件是可以見光的，「天一案當時有一批市場化媒體報導，整個社會是可以討論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雖然沒天一案廣泛，但判決資料是公開的，家人願意公開（採訪）的意願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國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經營罪」被捕，最後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國多個大學LGBTQ+社團的社群帳號遭到刪文、停用，甄無羽直言：「我認為這件事是分水嶺，不只是耽美，LGBTQ+議題都被禁止了，完全變成敏感詞。」
據傳也有其他同業想報導海棠，但所待機構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同意報導和刊出。不過，第二波抓捕，確實有更多家中國媒體報導，包括已被刪文的《三聯生活周刊》，以及《財新》、《南方週末》等等。只是在報導角度上都必須取捨，著重討論其中的司法問題、量刑計算方式，避免碰觸警方執法缺失，「這是無可奈何的狀況，如果不按照那個角度，可能稿子都發不出來。」
相較之下，具有獨立性的《水瓶紀元》，一直企圖擴大這些較為敏感議題的報導空間。「我們的定位是盡可能彌補，在審查制度之下深度報導的空缺。」彈彈說，編輯室內部沒有任何（自我）審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來」，但因應大環境的審查壓力，會調整發稿策略。
像是《水瓶紀元》的第二篇海棠報導，選擇不在微信公眾號發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國媒體都已發稿一段時間，可以明顯感覺來自官方監控的壓力逐漸升高。島眉淡說，她可以理解《水瓶紀元》的做法，「畢竟公眾號是非常寶貴的平台，現在炸一個少一個。」
就算沒有自我審查，在中國做這類報導，記者身心仍處在非常緊繃的狀態。甄無羽說：「我們不能像外媒那樣，得到什麼資訊，都可以全部寫進去，我們也很想從專業主義去做（新聞），質疑政府、質疑公權力，但在中國就是不行。這樣犧牲的會是採訪對象，甚至我們自己。」
在採訪撰稿過程中，甄無羽與島眉淡會隨時溝通確認，曝光內容可能對判決結果，以及涉事作者、讀者造成的影響，「無論從宏觀還是微觀的視角，任何資訊會如何影響這件事的處理程序，影響到具體的人，這是最為首先考量的。」甄無羽強調。
「最難處理的是審訊過程。」甄無羽直言，寫這篇稿是很折磨、糾結的過程，採訪到多位涉事作者、讀者在被審訊時，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義的細節，但若詳細寫出，可能波及到採訪對象。他們其中有不少人是頂著來自警方警告的壓力，仍堅持受訪。
「在日常新聞報導中，媒體代表的公共利益與採訪對象的個人利益經常有衝突，但在做敏感議題報導時很特殊，它有點像我們一起完成一個戰鬥，一起想怎麼保護好自己。」
記者兩難：想聲援卻有風險
不管是紫雨林還是甄無羽，在報導刊出後，都曾痛苦過一段時間，夾雜失落、恐懼和自我懷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寫下約訪不到受訪者的挫折，認為作者們可以更積極為自己辯護，貼文卻遭到網友批評不理解海棠作者的處境，說她是一位不專業的記者。與網友來來回回地爭辯，讓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時間刻意不去觸碰相關消息。
而看著受訪者們還有同業所遭遇的壓力，甄無羽說自己總會有股愧疚感，「自己報導的目的和價值是什麼？除了公共價值，能給具體的人又帶來什麼？」但另一頭，又擔心自己成為下一個被抓被審問的對象。
「你沒辦法去判斷聲援當事人，要聲援到什麼程度。你不發聲，可能沒有好結果，發聲規模太大，讓事件升級，可能又會面臨另一個局面。」「它若沒有產生特別大的公共討論，作為記者會感到失落，但又也有點慶幸，這樣能安全。」這類矛盾無解的思緒，把記者拉進抑鬱無力的深淵。甄無羽嘆：「每做完這種題目，會有耗光力氣的感覺。」
島眉淡早些跳脫了這種消極抑鬱的創傷黑洞。2024年11月，廣東省珠海市發生造成38人死亡的衝撞事件，島眉淡聽同事轉述，有200多位記者在事件發生後立刻到達現場，「當時現場有非常多媒體，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沒見到。」直到隔天，《水瓶紀元》終於發出了報導⸺中國新聞環境的高度緊縮，對照新聞媒體追求報導真實的奮不顧身⸺在那一刻島眉淡心中也有所體悟：「我不能夠再陷入無力之中，做點什麼，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後，她開始與《水瓶紀元》的合作。
《水瓶紀元》合作作者全是身處中國的撰稿者，他們在一再被噤聲的環境裡頭，努力尋找管道，持續紀錄和報導，「偶爾會感慨這種個體的堅持，很難形成特別強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島眉淡說。
甄無羽則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懼無力，得出一種經驗，她說，隱隱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對新聞專業的信念。「我始終覺得我在做專業的事情，做記者該做的事情，寫出事實。如果要為事實承擔代價，雖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擔，但在做報導的當下，我就是要把稿子發出去，不想這以外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