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GIJC 2025 全球深度報導大會
兩年一度的調查記者盛會
兩年一度的全球深度報導大會（GIJC）於11月20至24日在馬來西亞吉隆坡舉行，由全球深度報導網（GIJN）與馬來西亞獨立媒體《當今大馬》（Malaysiakini）共同舉辦。
雖然是在亞洲舉行，但目前的中文相關報導還不多，《當今大馬》11月21日報導其共同創辦人詹德蘭（Premesh Chandran）在當天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
GIJN創立於2003年，是總部位於美國的國際非營利聯盟，旨在支持、提升、產製調查報導，並提供包括中英文在內共15種語言內容。根據GIJN資料，目前全球有263個媒體和機構是其會員，台灣現只有非營利媒體《報導者》（The Reporter）是會員。
GIJC則是全球調查記者齊聚一堂，互相交流的盛會，在職記者、非營利或非政府組織和教育機構職員，或從事支持調查、數據報導相關工作的人士均能購票參加。首屆大會於2001年在丹麥哥本哈根（Copenhagen）舉辦，2027年（第15屆）GIJC會在荷蘭舉行。
大會座談場次太豐富，《田間》僅挑選部分可報導場次，摘要討論內容分享給讀者。
女性記者要公開談論自身處境
在11月21日談論女性記者所面臨挑戰的場次裡，五位來自不同地區的女性記者，分享了在以男性為主導的新聞行業裡，他們如何爭取應有的尊重與報酬。
即使到了今日，女性記者的薪資待遇仍普遍低於男性。香港記者協會（HKJA）主席鄭嘉如表示，在香港，雖然女性記者比例高於男性，但多數決策者仍是男性。她分享自身經歷，在第一份正職工作，主管允諾過三個月試用期後幫她加薪，「那是個謊言。」通過試用期後，她並沒有獲得加薪。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去找主管談話，但對方會以「她不是團隊裡薪水最低」的理由搪塞。最後，她把自己所有報導的瀏覽量、被其他媒體採用、轉載的內容整理成績效報吿，直接要求主管加薪，最終她獲得20%的加薪。
來自葛摩的調查記者 Hayatte Abdou 也曾詢問任職報社的投資人，為什麼男同事薪水比我多？對方始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最終她選擇離開。
來自塞爾維亞的 Dragana Peco 則分享，很多年前，所任職的公司已經有段時間沒有調薪，所以她隨口一問，什麼時候會調薪？結果幾天後，所有人都獲得加薪，「如果不去問，它就不會發生。」她鼓勵女性要為自己爭取，而不是等待他人的幫助，「如果因此失去工作，那或許對你的職業生涯來說，（結束不好的僱傭關係）會是新的開始。」
曾經流亡荷蘭十多年的敘利亞記者 Mais Katt 坦言，小孩會讓人不得不「變弱」妥協。多年來，她做著低薪工作，獨自扶養女兒，不敢開口要求加薪，直到下定決心成為獨立記者，她給了自己五個月的時間，並且事先詢問好幾間飯店工作的薪水，若獨立記者工作沒有起色，那就去飯店上班，「我為最壞的情況做準備，這是讓我變強大的最好方法。」那一年，她作為獨立記者的報酬是過往工作的五倍。
爭取擁有公開述說經驗的機會（就像是GIJC這個場次）也非常重要，鄭嘉如以自身經驗舉例，在接下HKJA主席一職時，已經知道會遭到當時任職的《華爾街日報》（WSJ）解僱，所以她主動聯繫可以信任的同業，把自己情況如實告知，並詢問若事情發生，他們是否會為她發聲。「如果你有能力成為連結者（connector），為同業介紹工作機會，也讓他們知道工作上的八卦、威脅等情報，這對女性記者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她也鼓勵女性記者參與相關的研討會、工作坊。
Dragana Peco與同業一起創辦的調查新聞平台KRIK，從上線第一天就不斷遭受攻擊，就連她的私人住所都被闖入，他們同樣透過公開談論所遇到威脅來保護自己，他們還因此獲得讀者捐款或發起公開支持該媒體的行動。
在支持女性記者的非營利組織「Women Who Won the War」擔任主編的 Mais Katt 則補充強調，投資自己，讓自己的專業能力更強，也非常重要，這也正是「Women Who Won the War」在做的事情，她鼓勵地說：「強大到擁有選擇我想要什麼、停止什麼，並且可以繼續變強的位置。」
影響力成調查新聞公信力關鍵
《田間》先前曾介紹過的「影響力編輯」一職，全球各地的新聞編輯室正陸續設立專責職位，以在編輯策略、工作流程與衡量指標中嵌入影響力概念。這屆的GIJC中，有多個場次談及調查報導如何發揮影響力，這些討論反映了在當今的新聞環境中，打造、展現並量化影響力，已成為調查新聞得以維繫永續與公信力的關鍵。
非洲獨立媒體集團 Nation Media Group（NMG）研究與影響力編輯 Daisy Okoti 在11月22日的場次中分享了東非最大跨平台媒體公司的經驗：「影響力是新聞對個人、組織、政策及系統所產生的可衡量的效果。」她說，對記者而言，影響力的發揮方式主要有三種：促成政策變化、讓新聞獲得關注引起討論、對特定議題或弱勢群體帶來改變。
更具體點說，Daisy Okoti分享，NMG建立了一套能衡量與驗證影響力的系統，衡量標準可大致分為立即影響與長期影響：立即影響通常出現在報導發布後不久，例如相關部門立刻介入調查、官員公開回應、某計畫被暫停或重審、弱勢者獲得急需的協助等；長期影響包括政策改變、系統性改革、議題公共討論持續擴大、社會認知的轉變、整個領域或行業的作法被重新檢視等。
從報導提案開始，公司就要求記者同步記錄「預期影響」，編輯追蹤「實際影響」，並和外部合作夥伴（例如法律團體或公民組織）建立回饋管道，加上長期記錄政策變動。Daisy Okoti說，以上種種都會記入追蹤影響力的系統，最後彙整成所謂的「影響力報告」。
Daisy Okoti舉例，在肯亞有許多女孩因為無法負擔衛生棉，導致月經期間無法上學，而NMG做了一系列報導，追蹤相關政策缺失。此報導刊出後不久，肯亞教育部承諾審查項目，並公布部分採購流程，這屬於立即性影響；長期影響則是促使國會議員再次提出修法討論，要求政府將女孩衛生用品列為基本必需品，目前仍在審議中。
Tais Seibt來自巴西的非營利組織 Fiquem Sabendo（葡語意為「保持知情」），她從2024年開始擔任該組織的策略長。這個成立於2019年的年輕組織，致力於推動公共透明度，他們與媒體合作、提供公共數據，希望縮減社會與國家間的權力不平衡。
Tais Seibt分享，Fiquem Sabendo在組織發展過程中，意識到影響力的重要性，因為小型組織需要影響力衡量指標來引領決策，「當我們思考希望達成的影響時，就能更好地決定我們要做什麼。」另一個理由是財務層面的，因為需要向贊助者與捐助者證明組織的社會貢獻。
如何衡量影響力？Tais Seibt舉例，他們設定的其中一個指標是以金錢呈現，例如試算因他們公開資料後節省的公共預算；另一指標則是呈現促成法規或政策改變的案例，如2024年一篇報導在調查時使用了 Fiquem Sabendo 開發的工具，揭露農業產業中的遊說行為，進而促成一種會殺死蜜蜂的農藥在巴西被禁止。
Tais Seibt說，目前最困難的部分，是把影響力策略真正融入日常工作，需要全體團隊的持續參與，並持續追蹤資料。
美國獨立醫藥新聞媒體《The Examination》的影響力編輯 Miriam Wells 強調了組織文化是推動影響力的關鍵一環，且所謂的影響力編輯是團隊內的角色，不是在新聞室之外單純追蹤或衡量影響力的人；影響力編輯要確保的是，將「影響力思維」融入新聞室內所有工作之中，並確保新聞是以「驅動改變」為目標。
Miriam Wells說，回到最基本的問題：「新聞到底在做什麼？而它能帶來什麼結果？」若進一步仔細思考，什麼樣的新聞最有用？對哪些人最有用？如何以最有用的方式、在最有用的時間，把新聞交到他們手上？這將可以推動新聞的潛在力量，遠遠超越刊登在報紙或螢幕上的故事。
Miriam Wells也強調思考長期的人際關係，包括受眾和社群，讓彼此的影響力互相累積、放大。她舉例，The Examination 在汽車電池工業污染的調查開始之際，就確認了將「受影響社區」放在核心位置的主旨，他們委託科學家研究以了解數據、和多個社區組織合作以確認問題意識、也和政策研究者與公衛專家合作。
在推動影響力上，The Examination和不同媒體合作，製作了簡單的英語內容和西非通行的約魯巴語（Yoruba）等多語種音訊，透過WhatsApp傳播，以擴大受眾。The Examination也為更多利益相關者準備簡報、安排會議和公開發表。
「報導發表後帶來的影響只是起點，不是終點，」Miriam Wells說。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與公共事務學院高級講師 Anja Schiffen 提到，若有人也將要開啟「影響力」建構之路，Impact Architects 是一家能為媒體設計「影響力衡量框架」的顧問公司，能提供一次免費諮詢。
揭露簽賭的運動調查報導
運動簽賭（Sports betting）是下注預測的比賽結果來獲利的賭博行為，這帶來比賽造假問題，因為博彩公司（bookmaker）可能會收買運動員、教練、裁判等人，操弄比賽結果，因此揭露這類問題的運動調查報導相當重要。
在11月22日談論運動調查報導的場次中，肯亞自由撰稿人 Linda Ngari 和德國數據記者 Robert Schöffel 直言，製作這類報導所需的程式編碼、挖掘數據資料，甚至拍成紀錄片等能力，都要和其他機構及人士合作。
Linda Ngari曾調查2022年世界盃足球賽（FIFA World Cup）而出現的金字塔騙局（老鼠會），並於2023年3月發布報導。該詐騙組織有YouTube頻道，她從影片中找出「管理高層」或「執行長」，再用人臉辨識工具PimEyes，發現這些人都是杜拜（Dubai）公司 Fame Worx 的模特兒。
除了PimEyes，Linda Ngari還使用以下工具：Meltwater檢視該組織在Facebook的活躍度；Gephi解析該組織試圖滲透博彩公司和社群平台、通訊軟體上的賭客社團、群組；CrowdTangle監測該組織在Facebook上散布的訊息。CrowdTangle是Facebook母公司Meta開發的工具，已於2024年8月14日停用。
Robert Schöffel則是調查針對業餘足球員的簽賭，並製作成超過40分鐘的影音報導。他和其團隊透過瑞士運動分析公司 Sportradar 取得2023至2024年賽季的足球比賽資料，並用 Oddspedia 確認成績。若要同時間用多個虛擬私人網路（VPN）觀看在不同國家的賽事，他推薦使用 Mozilla 的支援工具。
Robert Schöffel提到，傳統媒體的體育組考量日後能報導主要賽事，因此無法合作此調查報導，而此調查也訪問賭客，但會先透過（賭博成癮）治療師去溝通。
Robert Schöffel的報導促使德國收緊法規，包括每日下注上限，但也坦言仍有許多非法地下博彩平台。Linda Ngari的報導雖沒讓政府採取行動，但至少大眾知道這些資訊，「很多受害人（向我們）表示感謝。」
讓受訪者當說故事的人
《田間》摘選的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2025年預測系列文章中，有篇是科技公司 Chartbeat 執行長 John Saroff 認為，影片優先的「Podcast」帶來新報導模式。
在討論製作深度報導Podcast的場次中，曾是調查新聞編輯的 Susanne Reber 指出，現在已有視覺工具能幫忙做動畫，提到半島電視台（Al Jazzera）節目《True Crime Reports》是用人工智慧（AI）繪圖工具 Midjourney 來製作動畫，「它就是個影片Podcast。」
Susanne Reber稱：「我們正處於許多Podcast製作人思考如何接觸YouTube受眾日益漸增的情況。」她還說，自己會使用線上影音剪輯軟體 Descript。
菲律賓記者 Roby Alampay 補充道，Descript方便之處在於能夠上傳音檔後，它就能AI生成動畫或圖像。此外，他推薦使用 Good Tape 把音檔轉成文字，並用 Notebook LM 整理想法。
Susanne Reber直言，與受眾產生連結的中心的人的聲音，「充滿情緒、個性，讓聽眾、受眾共感。」她分享2014年談論青少年罪犯單獨監禁議題的作品，其中說故事的人就是受訪者，並強調絕不用AI生成聲音說故事，「那沒有情緒。」
不過 Susanne Reber 建議，訪談未成年性犯罪等特殊議題的過程中，若受訪者有太大情緒，可以暫停訪問，這時也會停止錄音，「讓他們（受訪者）完全自行決定想說什麼」，還有讓他們感到安全。她也說，要準備零食，以防受訪者出現血糖過低的情況。
如何讓受訪者融入情緒說故事？Roby Alampay說，若有時間，自己會先暖場，同時開啟錄音，並讓專家直接與特殊的受訪者溝通，盡可能讓一切坦率。Susanne Reber稱，禮貌上會給些提示，但不會干涉太多，因為要是敘事紀錄的形式。
資金申請案要提到計畫影響力
資金是非營利媒體永續運作的關鍵之一，而馬來西亞調查記者 Ian Yee 和GIJN發展主任 Karen Martin 在11月23日的場次中，分享申請資金的注意事項。
Karen Martin指出，從出資者的角度來看，申請者能及時回應出資者的疑問並回報後續進度，這會有正面印象；不了解出資者的性質、提案沒有描述預期的影響力，反而會造成負面效果。她還說，純粹為了拿到資金、尋求資金彌補赤字、假設出資者知道自己的機構、低估競爭度、使用複雜詞彙和縮寫，以及最後一刻才提交申請案，都是不應該做的事。
Ian Yee提到，了解出資者的核心價值，不要只看出資者的使命聲明，而要更深入了解他們都資助哪些項目，並在提案中使用出資者也用的關鍵詞彙，但千萬別強迫自己配合難做到的項目。他亦稱，申請資金不是填表單，而是向出資者說故事，並展現潛在的合作對象與自身影響力，不要只是新聞報導。
「所有出資者都愛內部講師培訓（Train the Trainer，TTT）。」Ian Yee建議，申請案中要提及如何延續計畫，至少在影響力的部分，以及如何讓計畫成長。
Ian Yee認為，AI帶來很大幫助，但主要是讓AI協助寫申請案，「我仍相信人類的想像力勝過AI」，所以在如何影響大眾、要有怎樣的創造力，還是要自己動腦想。他也強調，AI生成的東西絕不會完美，一定要持續修改，並多次確認內容沒有AI幻覺和偏見。
另外，Karen Martin列出可參考的申請案撰寫指南：全球媒體發展論壇（GFMD）的 MediaDev Fundraising Guide、tools4dev 的 logframe template 和 budget template。
善用工具實現歷史調查報導
11月23日有個場次談論挖掘檔案資料來做歷史調查報導，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數據新聞教授 Jennifer LaFleur 分享了「四十英畝和一頭驢子」（40 Acres and A Mule）專案的調查過程。
這個專案是在進行另一個完全無關的調查時，偶然發現的文件所展開，文件揭露美國內戰後，政府允諾給予前奴隸土地，但隨後又收回的歷史，之後成為《四十英畝和一個謊言》（40 Acres and A Lie）系列報導，並入圍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s）。《田間》先前摘譯尼曼新聞實驗室（Nieman Lab）的文章，其中提到此報導使用AI工具。
這些來自解放民局（Freedmen’s Bureau）的檔案，有近200萬份圖像記錄，團隊利用機器學習工具辨識當年的手寫文字，一一找出類似的文件，結果一共找到超過1200位曾獲得土地又被收回的人，也追蹤到他們的後代。Jennifer LaFleur強調：「如果沒有機器學習，我們不可能完成這個專案，十年前，這個調查根本無法進行。」
團隊也使用GIS工具，將歷史地圖與現代地圖比對，大致確認當年分配的土地現在的位置和用途。
敘利亞檔案（Syrian Archive）創辦人 Hadi Al Khatib 說明，檔案庫的建置源自於在社群媒體發布的敘利亞人遭遇迫害影片，在演算法之下正在被刪除。
團隊蒐集整理在阿薩德（Bashar al-Assad）政府垮台以來，被監禁者與出獄者在社群媒體上發布的訊息，也紀錄敘利亞各地檢查站的違規影像，「我們需要保存這些資訊，以便為未來的問責和法律工作進行調查。」
檔案庫採用機器學習模型的轉錄工具，將音檔轉換成文字，協助他們在上千萬的資訊中快速找到關鍵內容。
這項影像檔案保存計畫，已從敘利亞延伸至葉門、蘇丹、烏克蘭、巴勒斯坦、伊朗和白俄羅斯等其他國家，並且建立一個傘狀組織 Mnemonic 負責保存技術，以鑑識技術蒐集影片檔案，標示影片的元數據、數據指紋等訊息，確保資料在交給媒體或警方的過程，沒有被篡改。
來自巴西的記者 Juliana Dal Piva 則是花費15年的時間，調查軍事獨裁時期，一位失踪國會議員 Rubens Paiva 案件。她坦言，做歷史報導最重要的是理解檔案的組織方式，「如果不理解檔案，你會迷失在一堆資料中。」必須理解製作這些文件的機構，理解機構之間的溝通方式，並以當年時代背景來看待這些文件，包括他們當年是如何做出決策。
「我喜歡看刑事案件，當局在調查過程做的事、不做的事，問的問題、不問的問題，都會引導你走向一條路，」Juliana Dal Piva說。
歷史報導不同於常見的新聞特性，它沒有即時性，也少有爆點。但 Jennifer LaFleur 和 Hadi Al Khatib 都強調，歷史檔案是與此刻建立起聯繫的方式，當這條路徑建立起來，通常會帶出當代問題，例如我們該如何賠償前奴隸的後代；Hadi Al Khatib 則表示，他們正在思考將檔案應用到未來的國家轉型正義上。
Juliana Dal Piva建議，要為自己的報導規劃多元「說故事策略」，「你做了兩年的調查，若只是寫出一篇長文，不是所有人都會去讀。」她曾把報導素材做成Podcast節目，也曾參與將報導改編成戲劇。
獨立記者不代表單打獨鬥
來自瑞士的Sylke Gruhnwald，從2020年開始當獨立記者。她在討論獨立記者做調查報導的場次中強調，在與媒體談合作時，要確保合作細節，協商能力是非常重要的，而自己是透過線上社群「談判俱樂部（The Negotiation Club）」資源學習這方面技巧。
她表示，要細分不同階段的工作時間，包括前期研究、處理行政事務、病假休假等等，並且把這些都納入計算，「多數時候我們會低估看不見的工作。我花在等待的時間，也是工作時間，我盡可能計算它們。」她特別指出，不要吝於投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的軟體設備（部分軟體公司會給予記者折扣，她鼓勵記者多去爭取），「記住，設備不是奢侈品，它是你的新聞編輯室。」
她也提到合作的重要性，「自由工作不代表非得單打獨鬥，現今許多厲害的調查報導是來自小規模的國際團隊。」合作過程不但是分享資源，也分享保護，為團隊提供補助金的單位，未來也可能再次資助你做其他報導。她提供幾個適合獨立記者申請的補助金單位：全球創傷與新聞學中心（The Global Center for Journalism and Trauma）、金·沃爾紀念基金會（The Kim Wall Memorial Fund）和GIJN。
來自辛巴威的調查記者 Linda Mujuru 特別強調「數位安全」，她長期報導非法採礦等環境議題，她說，她電腦上的資料不僅僅可能讓自己、也會讓消息來源處於風險中，所以會使用Veracrypt、Cryptomator這類加密工具。除此之外，也一定要為帳戶設置雙重驗證，若有餘裕，她建議最好將個人與工作的手機、電腦分開使用。她也經常使用Pwned檢查密碼的安全性，也使用Bitwarden或1Password管理密碼。
關注亞洲議題的 Nithin Coca 把向外部機構申請補助金時，需要回應的重點，整理成以下五項：為什麼是你？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你需要資助？如何實際運用這筆補助？這篇報導會帶來的社會影響？
他點出一個作為獨立記者的好處，是能夠將一個題目分成多篇切入。許多報導題目「在不同國家都有不一樣的故事」，這種擴大影響力的方式，是傳統做新聞的方式較難以達到的，而獨立記者擁有更彈性的機會，在一次的報導經驗中去發展下一個延伸題目。他舉例，在與一間歐洲出版社合作全球廢棄能源報導時，期間意外發現來自印尼的拾荒組織，「若進一步聯繫，這就能成為一個額外故事。」他強調，獨立記者擁有很多做調查報導的機會，只是需要發揮創意。
【場邊紀錄】
GIJC這類大型國際活動通常發給參加者的名牌上，會有姓名、所屬機構或身分，有的會直接註記來自的國家或地區，這次包括《田間》團隊在內的部分台灣新聞工作者，在11月20日報到後拿到的名牌，出現寫錯成China或沒寫Taiwan的情況。
《田間》團隊在報到時，一開始也被問到是否來自China，回答Taiwan後，領到的名牌沒有註記來自台灣。GIJN隨即發現此問題並迅速解決、致歉，11月20日下午就可更換註記Taiwan的名牌。
GIJN回覆《田間》的提問稱，因供應商設備因素而造成此問題，後續已修復，並表達歉意。
「若你或任何來自台灣的同事的名牌上沒國籍，我們懇請你們去報到處更換名牌。如果你們遇到任何問題，可讓我們知道。」GIJN強調：「我們為來自各國的同僚感到驕傲，我們自然想要你們在整個社群中被看見。」
馬來西亞公司Evenesis是這次活動的名牌登記系統供應商，他們回覆《田間》詢問表示，選單中的台灣是以Chinese Taipei稱之，「符合常用國際名稱標準」。
《田間》沒有追問使用Chinese Taipei代稱台灣的原因，但推測是參考台灣在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的名稱。
不過《田間》注意到，有參與者以手寫方式增加自己的國籍或來自的地方，因為有些人有多個國籍，或只是永居他國，還沒換國籍，而2025年2月在台灣舉辦的全球數位人權大會（RightsCon），是以提供國旗貼紙的方式，讓參與者可自行在名牌上表明國籍或來自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