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MeToo運動報導帶來哪些改變？
「『這不是你的錯』，當然不是這些人的錯，但到底要到什麼時候，這句話才不會再出現。」
2017年，《紐約時報》記者茱蒂坎特（Jodi Kantor）、梅根圖伊（Megan Twohey），揭露好萊塢知名製作人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侵醜聞，點燃全球性MeToo運動。台灣的MeToo運動，則始於2023年一位民進黨黨工自述職場性騷經驗，隨後星火燎原。媒體也開始重視起這類題目，近兩年許多新聞獎都能看見MeToo相關議題的報導。
性暴力，對於媒體工作者來說，一直是個困難的題目。社會的污名標籤、二次傷害的潛在風險，以及構成性騷擾／性暴力事件的複雜性因素，都是記者投入這類議題時，必須時刻謹慎處理的面向。甚至是，從受訪者口中說出的真相之沈重，也經常使得採訪者也經驗著不適、痛苦。
雖然艱難，始終有一群記者關注性騷擾／性暴力議題。在《報導者》工作6年的洪琴宣，前3年擔任編輯，2022年轉做記者兼數位策展編輯時，她主動提出想從性別議題著手。台灣乃至於華文圈，鮮少有媒體將性別當成一條單獨路線，《報導者》也是如此，「對於編輯台來說，不會特別想像性別是一條線，通常會是社福線、教育線涉及到性別議題。」洪琴宣關心性別的視角，是大學時修了方念萱老師的課而打開的，「那是第一次讓我知道，原來性別的視角帶進報導，可以有這麼多細節，這麼多角度可以切。」
這3年，洪琴宣製作許多性騷擾/性暴力的報導，包括探討2022年上路的《跟蹤騷擾防治法》不足之處、MeToo專題〈遲來的台灣#MeToo運動，揭開疤痕後怎麼走下去？〉、「台版N號房」創意私房的檢警偵查過程，以及台北幼兒園幼童性侵案等等。然而她認為，媒體環境要真正改變，重視起性別議題比較困難，反而是採訪過程讓她感受到MeToo運動帶來的改變，「我覺得MeToo帶來比較大的改變是，被害人意識到原來（這些經驗）是可以說的，比較願意站出來。」
以女性為創作主軸的作家劉芷妤，在台灣MeToo運動一年後，與《端傳媒》合作報導台灣演藝圈性暴力事件。選擇在一週年後製作這個題目，對於劉芷妤來說，這不僅僅是一篇深度追蹤報導，更是藉此傳遞訊息給每一位受害者：「他們都還被記得」，「這篇報導不是只針對大牙和郭源元，而是給這些人一些力量，我們沒有忘記這件事情。」
持續發聲助MeToo運動成氣候
香港記者李雨夢的觀察則是，香港主流媒體不太關注這類新聞，反而是獨立媒體跟進台灣MeToo運動，製作深度報導。而她自己也是先關注到台灣的報導，「台灣那時出現很多報導，但香港其實沒有，我又想關注這波浪潮，所以開始構思有沒有機會做在地報導。」李雨夢曾與《歪腦》 （WhyNot）合作，訪問多位台灣及香港的性暴力倖存者，談他們的復原之路。
《女權之聲》創辦人呂頻則表示，2014、2015年中國開始出現關注性別和女權議題的記者，「他們意識到性別報導不只是傳播資訊，更是參與運動的一種方式」，這些記者不畏官方不斷刪文，發了被刪，再發，是中國米兔運動（#MeToo在中國網路的音譯用法，以避開政府的監控。）之所以能夠成氣候的重要角色。
報導性騷擾／性暴力議題，光約訪就困難重重。劉芷妤坦言，原先報導是希望能探討台灣娛樂圈的性暴力問題，而非只聚焦藝人「黑人」陳建州的性犯罪事件，但不管幕前幕後，全都拒絕受訪，「（原本就）認識的人也都不願意。」就連提出匿名採訪方式，仍舊碰壁，「台灣演藝圈很緊密，權力關係是環環相扣，他們沒辦法冒這個險。」
除此之外，多數性騷擾／性暴力成因複雜，每個人看待這類事件的觀點不同，也可能約訪階段就缺乏信任感。劉芷妤分享道，她曾聯繫上一位受訪者，但雙方談論「創意私房」事件時產生分歧，對方隨後以「無法預見這樣的報導能改變什麼」為由拒絕。
「性暴力受害者的報導，是很不好處理的。」擁有相當豐富採訪經驗的呂頻也明說，這類報導的受訪者，有些懷著維權目的，等到目的達到之後，可能會反過來要求媒體呈現方式或不再曝光，「媒體和受害者報導目的不完全一樣，始終都存在這樣的矛盾。」
受訪同意權可隨時終止
洪琴宣則是會在採訪前，讓受訪者明確知道擁有隨時可以終止受訪的權利，「只要是採訪倖存者，我都會在訪綱上很明確地告訴受訪者，受訪同意權是隨時可以終止的，我希望他們知道，不是因為跟我分享了這件事，就一定得被寫出來、刊出。」
不好處理的，還有採訪當下。這類議題較為敏感，如何採訪問題怎麼問、問到哪，記者都需要不斷觀察和拿捏。劉芷妤就坦言，採訪過程她會質疑、糾結「哪些問題不該問？」，「然後我也會想說，作為記者，真的會有不該問的問題嗎？」
李雨夢同樣也擔心問了不該問的問題，過去在《明周文化》擔任專題記者，經常報導社會議題，但面對到性暴力題目，心中始終多一層顧慮，「其實是更加害怕的吧，那個害怕，是怕問了不該問的問題、問的問題不太恰當，對他們造成二次傷害或讓他們感覺不舒服。」李雨夢表示，從擬訪綱到進行採訪，她都會盡量避免追問過多被害者所遭受的細節。
「每個人（記者）都不一樣，有些人會很堅持去挖掘所謂的真實，但只要他們（受訪者）不想說、不想曝光的事情，我比較傾向保留空間給他們。」呂頻坦言，有時在採訪過程，就能察覺受訪者有所保留，但她不太會去追究，「這個對他們來說可能是很重要的，即使這會讓我的報導看起來沒那麼獨家、那麼有料。」
詞彙運用牽動社會觀感
在處理幼兒園性侵案報導時，洪琴宣也是特別地謹慎，由於當時約訪區域與事發地幼兒園在同一區，她特別租借日租空間進行採訪，確保這些被害家長的隱密性；另一方面，她也不斷向受訪者確認沒有透露過多細節，避免個案曝光，並且至始至終從未詢問受訪者真實姓名，選擇以最簡化方式處理匿名，即按照報導出現順序標示ABC。
面對這類報導，多數時候，記者會讓受訪者確認內容，不同於新聞報導不給予受訪者看稿的行規。洪琴宣說：「性暴力議題比較特殊，他們接受採訪其實沒有任何好處，幾乎可以說只有壞處、沒有好處，所以我覺得他們應該有權利去掌握自己是如何被描述，對如何被報導、被呈現這件事是有掌控權的。」
劉芷妤分享，雖然大牙與郭源元沒有提出修改報導內容，但特別要求了照片呈現盡量中性，不要刻意顯露悲憤、悲情之情。
在《端傳媒》的報導裡，通篇未使用「被害者」，而是以「倖存者」稱呼受訪者，加害人則改用「行為人」。劉芷妤解釋道，是受訪者郭源元提醒，才改用較中性的法律用語「行為人」來稱呼當事人陳建州，「我個人沒有偏好這種用法，可能因為太中性了，但還是尊重當事者意願。」
身為作家的劉芷妤強調「語言會改變社會文化」，關於報導詞彙如何使用，她這麼回覆：「我認為受害者與倖存者都指出部分事實，但就因為性暴力是一種太複雜的暴行，即使是詞彙運用上的部分事實都很容易影響社會觀感，也就是影響我最在意的那個部分，我認為這兩個指稱都是現階段『可以用』的詞彙，但不會是最好的，我們的社會可能還需要時間去進化出一個更好的語彙。」
李雨夢坦言，部分受訪者不願意被稱呼為「被害者」，如何使用詞彙取決於受訪者的意願。
至於中國，呂頻積極擺脫國家改革進步的那套論述，「在中國，許多報導都回到要求國家改革，不管哪個媒體，都扮演一個向國家建言獻策的角度，我很反對這樣的角度。」傳遞誰的聲音、從誰的視角報導，是呂頻最在意的部分，「我覺得最重要的是，把他們（受訪者）的聲音說出來，即使他們的聲音是另類的、憤怒的、不為當時社會所容的，而不是很快地就歸結到我們政府應該怎麼做。這兩者差別在於，我們要去看見與放大哪些人的權力。」
累積過程有挫折也有收穫
洪琴宣在2025年2月底離開《報導者》，離職前半年她固定進行心理諮商，她坦言，做這類題目很沈重，有很多情緒需要消化，「每次採訪完，一方面覺得願意講出來的人很有力量，但另一方面也會覺得，為什麼事情還是一直發生。」當年《跟騷法》報導裡的受害者，如今依然持續被騷擾，「報導不一定迎來好的結局，世界不會變好。」
李雨夢也同樣感到挫折，她說：「報導沒有太大迴響，就像丟水瓶到湖裡，然後就沉下去的感覺。」偶爾看到一些惡意的評論，她也擔心使得報導被誤解，可能再對受訪者產生負面影響。報導完成，心卻始終懸在那裡。但也因為如此，李雨夢仍持續關注香港性犯罪議題，製作追蹤報導。
劉芷妤不太在意評論，唯一使她氣憤的是那句時常出現的留言：「這不是你的錯」，依然有許多人不夠理解，甚至錯誤理解性暴力事件，認為受害者也有錯，「當然不是這些人的錯，但到底要到什麼時候，這句話才不會再出現。」路還很長，不斷被婉拒的挫折，代表我們做得還不夠、社會還不夠前進，才讓這些人有所顧慮、拒絕採訪，但另一方面，這個過程也提醒了她，這些事情就是必須一講再講。
這兩年，台灣性暴力／性犯罪事件不斷發生、被報導，「性別事件一直都沒有停下來，我們要不斷去關注。」劉芷妤說：「當我們一直談論這些東西，每一次談論都有新的收穫，2023年談論這些問題時，或許角度有問題，現在調整了角度，都是一個累積的過程。我們就是繼續累積下去吧。」